台湾农会已经有百年历史，对台湾的农业、农村、农民起着重大影响;1900年成立于台北县三角涌地区（即现在的三峡镇）的农会为台湾农会之鼻祖。台湾农会是农民的自治团体，又兼有政府力量的成分，可算是NGO（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一个类型，其成立的宗旨是以服务农民为目的，而实际运作与历史过程中则隐含着政府的政策目的。本文主要从台湾农会的发展史的角度切入，以统合主义与恩侍主义剖析台湾农会的政治角色与功能。其主要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台湾农会已习惯传统依侍政府保护主义、配合行政机关政策目标，并运用农会组织所拥有的政治与社会资本，包括广大的会员、地方关系，积极介入政治运作模式。农会经营者同样目的性的利用组织的“人脉”，作为与执政党打交道的“政治资本”。政党机构依重农会所拥有的政治资本，两者是在“自利”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资本的交易，最后，农会组织与政府及政治之结合便水到渠成，形成为一种紧密的“恩宠侍从关系”。在恩侍的基础上，农会经营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更有恃无恐，因此，农会组织的经营是镶嵌在“政治性网络”之中而不能自拔。　　农会组织被政府定位为多功能目标的组织，并去企业化、去合作化，使农会定位模糊化，模糊的定义可能意味着弹性、权变，然而模糊也牺牲了专业性、明确性。在统合主义政治网络下，政府给予农会许多权利，同时也课以农会许多义务及责任，使农会被迫成为政府的附属机关。农会的政治网络阻碍的专业经营者进入农会组织的机会，垄断性的选任制度，在政党机关的控制下，农会经营者非政治人物莫属。因此，农会其内部管理经常是“政治挂帅”，其经营法则也常是违反市场机制的。　　台湾已于2002年加入WTO，台湾农会的角色扮演不该秉持以往的协助政府发展农村与稳定农村，现今农会的角色与功能应该是如何协助农民克服WTO之冲击，也就是如何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的问题。因此，长期而言，农会组织应转型为农业的“中国生产力中心”，以协助农业部门提升农业竞争力为主要目标。　　最后，随着大环境的转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台湾产业转型等影响，深入探讨当前台湾农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必须剑及履及的改革作为。笔者希望透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再造台湾农会的下一个百年辉煌，也希望这份论文，能对大陆的农业改革有所参考和借镜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