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突变，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以致可以说，工具理性已经成了时下许多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秉持马克思主义关怀现实的社会批判精神，本文对当代中国工具理性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式的思考和分析，试图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做出有益的探索。　　本文上篇为个案陈述:从现实的个案中提炼出工具理性——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利益——的概念;下篇为理论分析:先从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原因;再对工具理性的概念在中西语境中的不同含义进行辨析，把当代中国工具理性的非理性取向同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目的、手段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区别开来。　　个案陈述先以河南省汝州市1990年代的金融风潮为典型案例，对该案例所涉及的官（政府和政府官员）、商（金融业务的经营者）、民（储户和借款人）的工具理性价值取向进行相对深入和细致的剖析，结论是:　　官——只求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先是不遗余力地鼓励、支持和纵容“六社一行”和“三会一部”合法与非法的存在和经营，后以粗暴简单的运动方式清理整顿，以惩罚犯规者掩盖和逃避责任、以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维护了社会稳定;商——只要能赚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违法违规也在所不惜;民——谁家利息高，就把钱存谁家，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只要借到款，不管利息是高还是低。　　然后选择一组涉及卫生、税务、体育、市场、学术诸领域的一般案例——河南艾滋病、河北南宫税案、甲A黑哨假球、阜阳假奶粉案、北大王铭铭学术剽窃案，对这些案例所折射的各个领域中的人的工具理性价值取向进行简析，以通过不完全归纳法得出一般性结论:工具理性是时下许多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　　理论分析先从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原因作试探性的分析:　　1、“类群意识”的不发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缺乏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缺乏公共意识，因而其价值取向往往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出发，对于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和道德难以形成自觉遵从的习惯和意识;　　2、政治行为方式的泛化，即在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政治权威覆盖一切领域，使得中国传统谋略政治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规则性和行为的短期化，已经普遍内化为时下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3、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导致中国传统伦理架构坍塌，造成既有规范的缺失和价值理性相对真空，从而使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内在约束，面对市场带来的重重诱惑，人的行为越来越工具化;　　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去良心化和政治家的去道德化，造成了道德楷模阶层缺位，使整个社会失去了伦理道德上的稳定因素与核心力量，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呈现“全民政治家化”和“全民商人化”的样态，普遍地非价值化。　　本文所指称的工具理性概念与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工具理性概念有较大差异，为澄清语义上的混乱，更在于从文化上做一些比较，以发现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些有价值的差异，理论分析的第二部分对工具理性的概念进行对比式的辨析:　　韦伯在研究社会行动的类型时，把责任伦理和意识伦理同人的社会行为相结合，提出了工具理性（或称目的合理性）和价值理性（或称价值合理性）的概念，作为人们社会行动的动机或行动指向。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基于目的、手段的合理性，是指对实现目的所运用的手段的评估，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价值理性指的是一种信念和理想的合理性，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要求实现这种信念与理想的手段也必须符合价值，而不管后果如何、条件怎样。　　工具理性行为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在手段上是合乎理性的，即行动者使用理性计算的手段达到预期目的，从功能、效率的形式上看，符合人们理性思维的常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理性主义作用的结果:在经济领域，工具理性表现为一切经济行为使用数量化的计算形式;在法律制度方面，工具理性表现为以抽象的、形式化的法律条文为裁判的准则，达到了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组织管理方面则以科层制为组织形式，追求精确效率;在自然科学方面，数量化的计算、系统的推理、科学技术都是工具理性最为充分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韦伯所定义的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是目的、手段的合乎理性，是以可计算、可预测后果的手段来达到确定目的的理性。作为工具，它无所谓善恶——善恶只在于目的，既可以服务于善的目的，也可以服务于恶的目。　　本文所指称的当代中国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或非理性的工具性。这种非理性的工具性失去了理性的计算，所预测的结果往往是短期的、暂时的，甚至是虚假的。在具体的操作上，这种非理性往往表现为非规则性:缺乏规则意识和明确有效的规则，尤其是对规则的蔑视、规避、变通和破坏，按传统、习惯和经验办事，虚置明确的公共规则，遵循“潜规则”行事。　　工具理性在政治（非规范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的运作成了一种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制约力的权力角逐，甚至成了一种不择手段的角逐;在经济（不规范市场经济）领域表现为:为了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于采取欺诈或更极端的手段损人利己、坑害社会;在社会生活领域表现为:按经验、习惯，按对我方便、有利的工具性原则行事，不计后果、无视公共规则和公共利益;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乃至科技学术诸领域，遵循非规范的政治运作方式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行为方式。　　普遍的非规则、非理性的工具性行为的结果，就是极少数人以很小的成本获得很大的收益，而绝大多数人以很大的成本获得很小的收益，甚至没有收益。长此以往，公正将不复存在，社会将趋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