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之一，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文论之一。本文对“新批评”理论的研究是分析式的而不是描述式的，即不是以“新批评”的几个代表人物为中心，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主要观点，功过得失等等;而是力图强化“新批评”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坚持从当前文学批评界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价值虚无主义和忽视文本细读——出发，关注“新批评”的批评理论中具有纠正时弊作用的相关论述，凸显其重视价值评判和文本细读的特点，试图通过对“新批评”的批评理论的重新审视，纠正以往对“新批评”的误解和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偏向，从而为完善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和意见。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五章:　　在第一至三章中，本文将“新批评”的批评理论划分为关于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三方面的论述，在梳理其发展脉胳的同时，挖掘其理论核心，分析其实践范例，力图对“新批评”自身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应用做到全面、准确的把握。　　第一章分析“新批评”的文学批评对象论，并指出，“新批评”理论家对“文学批评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文学作品的价值。艾略特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是因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传统、修改了传统;瑞恰慈强调文学批评的对象是读者的阅读经验，是因为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存在于“恰当的经验”之中;兰色姆将文学批评的对象锁定为“肌质”，是因为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与构架分离的肌质来复原世界之躯;布鲁克斯强调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作为有机整体的文学作品，也是因为价值只能存在于这一有机整体之中;而韦勒克关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论述，同样围绕着价值展开。尽管“新批评”诸家最终对于文学批评对象的圈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他们都将价值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关注的核心，却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特别是在当今价值虚无主义泛滥的文坛上，“新批评”对于文学价值的关注或许正是一剂纠偏的良药。　　第二章分析“新批评”的批评标准论。在文学批评标准问题上，“价值”仍然是“新批评”关注的焦点。艾略特强调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外部权威”——文学事实和文学传统，正是因为只有能够显示作品审美价值的事实才能成为文学批评的依据，只有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伟大传统才能成为客观公正地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燕卜荪提出“朦胧”、退特标举“张力”、布鲁克斯追求“悖论”和“反讽”，都是试图从文学语言中找到评价作品价值的客观依据。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不可转述和释义的，因为文学作品所说的是用语言所不能直接表达的东西，只能用朦胧、张力、悖论、反讽的语言和艺术结构去暗示，读者只能通过这些暗示去体会那不可名状的东西。文学批评的任务也就不在于对作品进行转述和释义，而在于发现和揭示作品中的朦胧、张力、悖论和反讽，从而引导读者去接近和理解文学作品。而是否具有朦胧、张力、悖论、反讽，也就成为区分诗与非诗、好诗与坏诗的标准。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反对“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正是因为这两种谬见不能对文学价值做出正确判断;而韦勒克的“透视主义”，则更深入地触动了文学的价值神经。更重要的是，“新批评”强调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对于纠正当前我国文坛上存在的文学批评失范问题，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新批评”在文学批评界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提供了一套对文学作品进行意义分析和价值评判的切实可行的批评方法。本文第三章将“新批评”的批评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层次上，“新批评”提出了“细读”法。“新批评”的“细读法”常常能够帮助读者深刻把握即使是晦涩难解的作品，也能够在对作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成功地解读其作品，发掘其深刻的内涵。这一原则由于其普遍适用性，得到了后来者的继承和发扬。第二个层次是文学批评的角度和切入点，如瑞恰慈提出的“语义分析法”（从词语切入）、燕卜荪提出的“词义分析法”（从关键词切入）、“双重情节分析法”（从情节切入）等等。第三个层次是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步骤。例如词义分析法就包括三个基本步骤:一是确定关键词，二是具体阐释其意义，三是由此出发，实现对作品的全面分析和把握。这三个层次的方法，第一层次最具普遍性，第三层次则最具个性。但具有普遍性的第一层次必须落实到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才能真正进入文学批评。　　第四章分析我国文论界对“新批评”的借鉴。“新批评”在产生之初就已传入我国，并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两度掀起高潮，但我国对“新批评”的借鉴始终十分不足。20世纪20年代末“新批评”最早传入中国时，其自身的理论尚未成形，传入中国也只能是零星的观念渗透;40年代的中国已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武器，“新批评”的理论当然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解放以后，一直到“新时期”之前，中国大陆文艺界对英美“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基本上采取排斥、批判的立场，“新批评”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与西方话语有了接触，“新批评”才重新被发掘和认识，但其中仍不乏误解。90年代以来，关于“新批评”的翻译、评介和批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面对理论界的众语喧哗，“新批评”的研究相对沉寂。各种“后现代”理论的纷纷登场，更使得“新批评”被斥为“过时”的“精英主义”而遭到抛弃。就中国文论界对“新批评”的借鉴而言，既存在着对“新批评”理论话语的移植，也存在着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的有意无意的误读和变异。本文试图梳理“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分析其成败得失，揭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新批评”的必要性。　　第五章针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探讨“新批评”的借鉴意义。在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最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后现代主义，一个是文化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引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泛滥带来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使得一些文学批评丧失了价值判断，而沦为一种智力写作、技术写作或文本游戏;文化研究的引入，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研究对象的无限泛化，以及文学批评对审美判断的放弃，甚至出现了主张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错误倾向。而“新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其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对价值评判和文本细读的强调。在“新批评”看来，价值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文学批评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揭示文学作品的价值;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因此，在当今文学批评的背景下，重新发掘和审视“新批评”合理的内涵，运用其行之有效的方法，积极展开对当下具体文学作品的描述和评价，对于矫正时弊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总之，本文的兴趣在于我国当前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关注的是“新批评”在我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以及尚未被人发现和重视的积极意义，从而力图把“新批评”放在学科研究的大背景中，寻找其位置及价值。当然，“新批评”的理论也并非十全十美，本文肯定“新批评”的借鉴意义，并不是否认其局限性。因此，本文在结语中，既肯定了“新批评”带给人们的启示，又指出了其局限性，这同样是建设和完善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