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不到十年，迅速从一个显著的流行文化现象进入学术研究领域。鉴于网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但是国内还没有一篇以比较文学的视野研究网络文学现象的论文，本文拟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解读网络文学现象，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以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本文首先从网络文学的概念入手，将中西方网络文学概念进行梳理，确定本文讨论的意义范畴。在西方，网络文学，或称电子文学，广义上指“以电脑或者互联网为媒介存在和传播的文学”，中西方概念内涵基本一致。在这个大而全的概念体系下，在西方“超文本文学”受到了太多的关注，而在中国“原创网络文学”和“超文本文学”则是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基石。　　从概念分析进入现象考察，基于本文在“比较”中的“对话”最终要返诸己身，所以在考察现象界的过程中采取了中国网络文学概念定义的三个意义范畴:传统文学上网、网络原创文学和超文本文学。在对现象界的考察中，发现中国的“网络原创文学”远比西方更为繁荣，而超文本文学创作则是西方网络创作的主流。中国的网络文学研究是从现象界进入理论界的，而引起学术界兴趣的则是近几年近似于流行文化的网络原创文学现象，在网络原创文学面临自身合法性追问的时候，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从西方同行借来了“超文本”的概念，并且进入文学试验，共同铸造起网络文学的本体论体系。可以说，在中国，网络原创文学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现象，而超文本文学则是舶来品，类似于中国的行为艺术、先锋艺术，在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中没有生命力，昙花一现，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些超文本文学试验命运就跟所有舶来品艺术形式一样，瞬间没有了踪影。超文本文学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的网络文学学者构筑网络文学本体论时不得不谈到的，但是原创网络文学景观在中国当下的影响力也有足够的理由得到学者的关注，因此，在中国学术界，网络原创文学和超文本文学共同成为理论建构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民间，“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网络原创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与中国“原创网络文学”的繁荣不同，西方社会醉心于对文学文本的超越。中国人在网络中找到了“网络原创”的自由狂欢，而西方人则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文本”。当然，在使用“自由狂欢”与“理想文本”的时候，并不是独断的指称，而是说各有侧重而已。　　本文将透过现象差异，进而分析背后产生的原因。为了廓清楚这种差异背后产生的原因，有必要把现象植入一个理论框架进行比较，“全球性”的后现代语境成为网络文学能够进行中西比较的底图。在西方的后现代逻辑框架中，“超文本文学”的出现可以从德里达与罗兰·巴特的文本理念中找到直接的逻辑线索，再向前延伸追溯到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西方人对超越文本的迷恋是跟它们的历史文化逻辑一脉相承的。可以把超文本文学看作是“语言-结构-文本”范式与“创作-接受-阅读”范式在逻辑线索上的延伸，直接与后结构主义相联系，则可以看作是德里达与罗兰·巴特理想文本理念在赛伯空间的延伸。西方人试图对文学文本的超越在创作领域也与批评领域相辅相呈，蔓延整个20世纪，因此超文本文学在西方的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文本学在中国古而有之，但是中国文论引进“语言学”发生在90年代，随着西学的引入，超文本文学不论在创作界还是在理论界同样只是集中在“精英试验”。只是与他的宗主国比起来，任何先锋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极端探索都缺乏逻辑上的联系和生长语境。“后现代”是源自西方的“话语系统”，它不能不接受中国本土现实的筛选与检视，因此笔者极不赞成很多理论家直接套用西方后现代的理论对中国本土语境中的文学现象进行批评。廓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接下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原创网络文学”比西方更具有社会影响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独特的社会阶段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总结中国独特的“后现代性”，而这种独特的“后现代性”在当今文化上的基本矛盾就是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抗。而西方社会这样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当下是不存在的。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断层中形成的新兴阶层潜意识压抑下在赛伯空间狂欢中的“集体释放”形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欲望和文化认知，伴随着文化权力的分化组合，另类的网络文学随着网络的出现，从边缘到主流，从另类到大众，最终浮出历史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