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从晚清到“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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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从“主体性”这一现代性的哲学内核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缘起阶段的思想谱系。  现代性的核心是“主体性”,这在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论证。本文首先讨论了主体性的构成因素。通过分析,认为权利伦理,理性与感性的张力平衡和形而上学结构这三个方面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建构的核心构成要素。随后对主体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把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分成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端;第二次浪潮由卢梭开端;第三次浪潮由尼采开端。借鉴了施特劳斯的观点,同时注意到在这三次浪潮中,主体性由于自身要素结构的变动而经历了巨大变化:第一次浪潮中,主体性获得了平衡而完整的建构;第二次浪潮中,受到卢梭的影响,主体性发生了重大曲折;第三次浪潮中,由于尼采,主体性遭到消解。实际上,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演变也正是以主体性的演变为内核的。  中国现代性是外源性的现代性,其发生动力和资源主要来自西方。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代性开始于19世纪末,而此时,西方现代性已经进入到了第三次浪潮。所以,中国现代性的西方资源就包括了所有三次浪潮的内容。也就是说,西方历时五百年的现代性资源同时涌入中国。这样一来,在西方本来是以历时方式呈现的现代性浪潮,在中国被压缩成以共时方式存在的三种主要思潮。这三种思潮在中国现代性的缘起阶段就已经并行存在,并相互竞争,为中国现代性提出不同的方案。  中国文学在近代以来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话语系统在短时间内被西方知识体系所替代。这是外源性现代性的特点。从更深的层面上讲,是“个体与群体的心性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所谓的“心性结构”集中体现在伦理系统上。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其根源在于支撑古代文学精神的“古典德性伦理”的崩溃和支持现代性文学精神的现代“权利伦理”的确立。本文讨论了这样转变,并认为,造成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文化语境包括“伦理语境”的转型——“权利伦理”的确立和“言说语境”的转型——“传媒话语权”的确立。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  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所以中国文学现代性同样包含了现代性的三种主要思潮。第一种思潮以王国维和周作人为代表,在他们那里,主体性的三个要素获得了全面的建构和展开;第二种思潮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他们深受卢梭影响,主体性出现了曲折:个体权利被集体权利所替代,理性压倒感性,形而上学结构被置换——文学成为政治目标的工具;第三种思潮以鲁迅为代表,他接受尼采思想,主体性则出现了消解:权利伦理被权力意志所代替,审美感性完全压倒理性精神,形而上学被瓦解——鲁迅的“立人”主张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主体性哲学这样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切入文学现代性题域。如上所述,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这一命题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早有系统而全面的论证,但在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却是长期缺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近十年来,现代性的课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领域:第一,从现代性的角度对20世纪文学作现象学的描述,重新审理文学史断代的依据并讨论重新断代的可能性。同时对文学观念的现代性、文学形式的现代性和文学文类系统的现代性等进行描述和研究。第二,深入到现代性所涉及的观念来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原因。这些观念包括科学观念、进化论观念、个人观念、民族国家观念等。第三,从文化制度现代化的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如研究现代版税制度,报刊传媒以及城市文化等方面对文学现代性的意义。  应该说,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领域涵盖了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但是研究的深度还值得挖掘,特别是对文学现代性的哲学依据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文学现代性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世界图景”的现代性转型,是一种哲学观念的现代性建构。如果不深入探讨中国哲学思维结构从古典到现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也难以得到更深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选取了“主体性”哲学这个现代性的核心命题来建构理论框架。首先归纳出主体性的三大要素——权利伦理、理性与感性的张力平衡以及形而上学结构,结合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三次浪潮的论述,梳理了主体性与现代性的动态关系;然后以此为依据,重新审理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想谱系。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包括三种主要思潮,这三种思潮相互竞争,使中国文学现代性呈现为一种复调状态。  其次,由于从“主体性”哲学的角度切入,本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如,通过对王国维主体性哲学思想的审理,发现他的审美自律问题实际上与人的自由目的相关联的,以往特别强调他对叔本华的接受,这里却认为康德对他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周作人,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其一是他的“个人主义”。发现其背后是由“普遍人性”这样的形而上学结构提供支撑的。而普遍人性正是理性和感性的张力平衡。因此,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是对主体性的较为完整的建构。其二,是关于周作人散文与晚明性灵小品文的关系。以往已有一些人注意到他们的不同,但多半是从风格上比较的。这里从其思想理路上加以讨论,认为周作人的“美文”是主体性、现代性框架内的问题,和晚明性灵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对晚明的借鉴和吸收只是“六经注我”。  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落脚在他的文学功利主义。但是这样的功利主义的形成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脱离梁启超的政治哲学思想是无法深入的。发现,梁启超深受卢梭的影响,正是在卢梭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呈现出对主体性的颠覆。这就是他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根源。后续者当属陈独秀。不过陈的思想是一个由主体性建构到主体性颠覆的发展过程,他的文学思想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呈现出审美自律和审美功利的矛盾状态。从这种角度来梳理梁、陈二人文学思想的,之前似未看到。  最后是鲁迅。着重研究了他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其中又以《摩罗诗力说》为主。认为鲁迅的“立人”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性主体性的确立,反而却可能造成主体性的消解,而其“立人”的论证并不能达成其“立国”的目标。他的“立人”立意在反抗,而非建构,最后却有可能导向虚无。这或许是鲁迅思想中虚无感的一个来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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