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业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至今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特点，其产业结构的计划经济弊端已引起主管部门、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重视。200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表示，今后除保留全国和各省人民出版社一家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外，其余出版社将由事业单位改为经营性的企业单位。　　出版行业为什么要进行改制？　　一是由于新闻出版产品的特殊性，二是产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是民间出版力量对国有出版业有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加入WTO也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出版行业改制是大势所趋，是许多出版社多年来就提出的要求并已在实践中有所探索和突破。　　图书出版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物质产品生产的一般属性，又有精神产品生产的特殊属性。作为物质产品生产，图书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市场供求规律的变化决定和影响着图书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益;同时图书出版又有着与物质产品生产不同的特性，即市场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导向，以编辑工作为中心，图书产品在重印中增值，出版资源在开发中再生，等等。认识和探讨这些特性，有助于更好地发展图书出版产业。　　出版行业转制前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没有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脱节。转制后的出版行业理财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与其他商业企业不同的是，出版行业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又要以意识形态或文化发展要求为导向，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入世后的几年里，出版业在深刻的变化中，在取得不少新成就的同时，一些问题与矛盾也更加凸现出来，亟待通过深化改革与加快调整，进行协调与解决。思想观念陈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对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体制性制约;政企分开有待深化，管办分离引发新的矛盾;出版业总的进入壁垒低，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优势不明显，集中度偏低;支持集团发展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集团组建中出现了新的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地方割据;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结构性障碍依然突出;出版机构内部改革进展迟缓，对中小出版社的关注、支持力度不够;出版业信息化建设落后，出版行业信息标准不统一;高库存。　　出版行业改制后，出版行业内部的管理模式也应有所改变，本文概述了改制后出版行业的几个方面目标管理模式:完善内部控制;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模式;重视出版业人力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出版业的资本营运模式;改进库存图书的处理模式。　　我国出版行业改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有关财务问题，例如产权界定、清产核资、财务信息的表外披露、财务管理的改进和创新等。中国出版企业的产权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改变出版业政企不分的局面，明晰国有出版企业产权，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产权的经营效率;第二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改变国有出版企业“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出版行业转制过程中要把非经营性资产转变为经营性资产，以资产为纽带组建公司，对企业各个部分要进行清产核资，搞清实体经营构成，否则多了企业背包袱，少了国家受损失。出版行业改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资产评估是这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版企业作为文化企业，其社会贡献、人力资源结构、品牌力度、图书品种构成以及市场占有率都是企业的重要财务信息，若因为它们无法量化就不予披露，这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是很不公平的，会造成决策的失误。在新形势下，出版企业财务管理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资金管理，必须结合出版业的业务实际，在财务管理目标、财务关系、筹投资战略、利益分配机制、财务评价指标诸方面有所创新。　　出版行业改成企业性质后，可以进行强强联合，组建出版集团。出版集团财务管理应着重抓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调整思路，树立科学的财务管理观念，确立先进的财务管理目标;实行集团内部一体化的财务政策;强化预算管理，实施全过程财务监控。　　出版行业改制后，监管模式也应该相应进行更新。通过把我国出版业现行监管模式与国外出版业监管模式的对比，从国外管理经验中能借鉴到很多东西，譬如政府对出版行业的监管，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国家对出版行业的宏观经济调控，充分发挥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等等。政府对于出版行业进行政策性引导，利用法律、经济调控措施这两大指挥棒发挥对出版行业的管理和引导职能。除了经济调控措施对出版行为过程的调节外，政府主要在出版产品上进行监管。一旦发现有违法情况，政府有关机构将依法惩处。政府主要以法律手段对市场进行监控，在保证出版自由的同时限制出版自由的滥用，并采取一系列经济手段鼓励、扶持出版业的发展，支持出版自由的充分表达。进一步发挥出版协会的作用。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了，可以避免政府主管机关时时处处都冲在前台，从而更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对出版业的领导和管理，甚至可以说是加强和改进党政机关的领导和管理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