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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可均(1762—1843),清文字音韵学家,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字景文,号铁桥,嘉庆五年举人,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好藏书,精于考据之学。严可均著述颇丰,《说文声类》是其古音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前人对此研究甚少,至今还未有人对此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严可均〈说文声类〉古音学研究》旨在填补古音学的这一小块空白,总结严氏古音学成果,就相关的古音问题作深入探讨,以期客观公正地评价定位严氏的古音学,并为古音研究积累可利用的资料,加深对古音诸问题的认识。
全文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严可均的生平及著述。严氏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小学家、校勘学家、辑佚学家,著作等身。其著述之宏富,为有清一代之冠,自谓成《四录堂类集》七十三种,一千二百五十一卷。他在文字学、金石学、辑佚学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多有建树,为保存和宏扬民族文化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接着对清代古音学及清代古音学史的研究概况作个简单的回顾,发现清代古音学的鼎盛面貌与清代古音学史研究的薄弱情况之间的矛盾,阐述研究《说文声类》等诸多未曾被重视发掘的古音学著作、充实清代古音学史的意义。
第二章介绍严可均古音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及研究价值。首先根据张民权先生将清代古音学分为前、中、后三期的观点,考察严氏古音学著作产生的时期——清代中期古音学的研究特征及清代中期古音学诸家的观点分歧之所在,明确严可均古音学研究的关注点。接着整理对严可均古音学已有的零星研究,了解学界对严可均古音学的学术定位,进一步明确严氏古音学的研究价值及方向。
第三章从严可均《说文》著作的成书始末,探讨严氏治《说文》学的次第及方法。严氏治学的第一步是为作《说文长编》,广泛搜集北宋以前征引《说文》的史料,作为考证《说文》古本的基础。其次作《说文订订》,改正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的错误。接着作《说文声类》,利用通转的关系,解释形声的原则以及经传的通假。然后作《说文解字翼》,以金石材料作为订正《说文》字体的根据。最后作《说文校议》,总结以上研究的经验与成果,试图恢复大徐以前《说文》古本的面貌。
第四章对《说文声类》作全面的介绍。《说文声类》按严氏所分古韵16部顺序整理古音。全书正文共二卷,即将16部分为上下两篇,以声为经,以形为纬,借《广韵》二百六部建立标题。每一声类之后的总考,整理该声类的韵字,统计韵字出现的次数,并将它们按谐声偏旁的不同分类排列。本章重点就严氏《说文声类》的古韵分部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介绍了严氏所分古韵八类十六部的具体内容,再分别对比了严氏与段玉裁、戴震、孔广森、江有诰的古韵分部。严氏的舒声韵十七部与段玉裁的部居接近,但他们离析《唐韵》的结果却有许多不同:严氏的入声韵部数目与戴氏的相同,但其中的具体内容却完全不一样。而江有诰对《唐韵》的离析结果要比严氏等人细致许多,通过对比严江的分部,再反观严氏与其它古音学家在古韵分部上的分歧,评判严氏古韵分部的得与失。严氏所归并的韵部虽然与其他古音学家不同,但绝大部分还是合理的,是他独立分析上古韵文得出的结果。
第五章介绍“阴阳对转”说的形成过程,由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五人的学说着手。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的《音论》谈到入声的分配。江永则进一步在《古韵标准》中主张“数韵共一入”,至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异平同入”的主张。段氏之师戴震则提出阴阳的概念,并将入声独立,按韵尾收-p者与收-m者,收-t者与收-n者,收-()者与收-k者相配。《声韵考》中已呈现出接近完整的阴阳对转型态。至孔广森在《诗声类》定出“阴阳对转”之名,并分阴声阳声各九部以相配对转。“阴阳对转”学说至此发展完成。
第六章深入探讨严氏对韵部间通转现象的认识。严氏赞同段氏的“合韵说”、孔氏的“对转说”,但主张把握韵部通转关系的界限,这一观点与江有诰先生相合。严氏强调“部分必不可乱”,分析韵部间通押的各种复杂情况,指出要从语言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通转。严氏认为,不能简单地根据韵字出入于不同的韵部而断定韵部之间存在着通转关系。严可均《说文声类》实践了他的通转理论,在各部之后总结了它们与其它韵部通押的情况,这些整理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严氏古韵部分类的缘由,发现其分类的一些可调整之处,理解严氏与段氏古韵分类不同的因为所在。
第七章介绍严可均对《说文》谐声的认识与利用。严可均具有科学的《说文》谐声观,他能正确地定位《说文》的谐声体系,肯定谐声体系保存古音的重要价值,又客观地剖析《说文》的诸多失误。严氏将谐声偏旁与利用《诗经》等韵文材料考证相映证,是段氏“同谐声必同部”之说的继承者。严氏更为可贵的一点是充分认识到《说文》去古已远、“同谐声必同部”的谐声原则难免存在不少例外。因此,他一方面在各部之后按谐声偏旁整理归并上古诸韵字,整理出上古音的谐卢体系,为利用谐声系联更多的非韵字、充实上古音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又在各部之后总结出谐声原则的诸多例外,这些同谐声而不同部的韵字与符合谐声原则的韵字相比,只占相对较小的比例,“同谐声必同部”的原则还是具有普遍性的。严氏整理的例外谐声的结论虽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但却为进一步研究上古韵部及谐声体系积累了宝贵的材料,是严氏古音学的一个独特的成果,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论文的最后部分总结了严氏在古韵分部、通转问题、谐声体系等方面的成果。本文认为,严氏的古音学研究成果有不少值得关注和利用的内容,是清代中期不应被忽视的古音学著作。了解严氏等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总结他们研究的所得,将可利用的成果应用于不断发展创新的新理论,必能使后人有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