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余华小说文本面貌及其形成的主体性根源。 余华小说创作的文本面貌表现为一种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到中期的“在阳光下应答”再到近期的“对时代现实呈现”的演变。这种文本面貌及其演变，呼喊、应答与呈现的成败得失是由余华这一创作主体的精神机制决定的。 余华早期创作中先锋姿态的呼喊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叩问，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在细雨中呼喊》之间的一系列先锋小说可以说是在阴郁、空旷、黑暗中呼喊“这世界是非理性的”，“人性是冷漠、血腥的”，并叩问“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以什么理由支撑自己继续下去?”呼喊作为一种叩问使余华的创作在对人生、世界的存在的哲学追问上达到了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度和力度，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形成余华先锋呼喊的主体精神根源是童年时爱的缺乏、压抑的生活和心理经验、敏感多思的性格和以西方现代派文学文化中“世界非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结构。 余华中期“回归传统”的写作可以说是对早期先锋呼喊的应答，是人类如何“向死而生”的叩问的自然延伸。他的应答既是一种悲悯也是一种回答。是在明朗、温暖和充沛的人间气息中对苦难人生的安慰与救赎，是对人类存在依据的叩问的应答，那就是为生命本身而活着，尽管世界是冷酷的，命运是无情的，但人间还是有足够的温暖和美好的。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的作品用温情悲悯、自我牺牲来救赎苦难，使其作品具有了某种纯净“高尚”的品质和民间化的立场，但同时也削弱了对苦难现实的反思、批判的力量。应答的主体精神根源是呼喊发泄后愤怒的平息、写作成功、生活顺遂的生活心理经验、内心深处对温情和爱的吁求的抬头、对民生的关注以及对民间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吸收。 余华近期宏篇巨制式的新作《兄弟》可以说是开始了对时代现实的呈现。作品以两个异姓兄弟的成长和感情为主线，对“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时代社会生活、时代特征及人物命运做“正面强攻”的展现。《兄弟》的呈现因为“正面强攻”的错位、根据生活逻辑构造的经验世界和根据观念逻辑构造的象征世界的内在冲撞、以亲情救赎堕落的思想主题的幼稚，消解了作品在对现实、时代、人类命运等诸多问题上新的发现和探索的意义，整体面貌显得重复、芜杂。呈现型创作的主体精神根源是作家对现实关注的责任感、多年创作成功经验形成的自信心、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精神文化资源的影响等。 余华小说创作文本面貌的演变，说明作家呼喊与应答的强劲的内驱力可以弥补或掩盖其创作中思想力、文化力的不足，但进入呈现型的创作，就要求作家有深厚的精神思想资源、健全的精神思想坐标、合理的精神思想结构，只有这样，作家的创作之路才会越走越宽，也才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