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的《新青年》，其内容极其丰富与庞杂；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研究，对于认识百年中国，甚至当下的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物：陈独秀与胡适，二者与《新青年》的关系研究，则为本论文核心课题。　　 本论文主要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元典《新青年》中胡陈的文本归类、细读、梳理，借鉴诠释学的某些方法，进而在比较阅读中，努力从实证的意义上标出胡陈各自在刊物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坐标，并由胡陈两点延展出对于新文学发生中文化选择的思考。　　 胡适与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主要媒介，发起并推动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革命，进而由工具性的形式革命至实质性的思想启蒙。陈独秀贡献尤多，胡适的影响最大。其中，在理论提倡的同时，胡适更以他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自信与“自知之明”，致力于白话文学创作，以白话诗创作为突破口，兼作小说、戏剧，多居首创之功。　　 时代造就的学术空白，呼唤着时代的精英应运而生，而胡适正是这个填补空白的最佳人选。在向西方学习和反思中，陈独秀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找到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钥匙”，胡适则进一步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中国文化转型抑或重建的唯一机会。从而将晚清以来启蒙精英们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从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了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狭小格局。　　 与晚清康梁一代相比，五四胡陈一代的“文化激进主义”色彩甚为浓厚，他们不仅清算了康梁一代变革的不彻底性，且对于传统常持有强烈的反叛。但这种“反叛”毋宁说许多时候只是一种基于“矫枉必先过正”策略考量而作出的故意姿态。其实这些“离经叛道”的逆子贰臣常携有丰富的传统因子，所持批判的武器之一亦正为儒家之固有公器。“欲民行之，必先智之”与“民不可使知之”、“智民”与“愚民”的双重悖论，形成了中国式启蒙特有的尴尬。　　 当然，不同的启蒙者由于所处时代、地域、家庭以及教育的不同，自然形成不同的启蒙思想与路径，甚至有时会呈现出迥异的走向与风貌。即便如此，胡陈二人，无论其在后期思想上出现多大的不同，但他们对传统中的负面因素的否定，对谋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方面从根本上说依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