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领域。土改题材小说主要出现于建国前后和“文革”结束以来，这两个时间段的同题材创作许多方面都形成了遥遥对应的态势。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书写面貌，触发着评论者关于历史真实的探寻热情。从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理论来看，历史叙述是想象的产物。历史真实，永远是难以再现的、也永远是未曾表达的所指，而历史叙述是关于叙述者的语言符号系统。建国前后的土改题材小说，是关于历史书写、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关于新中国文学新规范的一组化石。　　本文以建国前后的土改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展示不同作家对土改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探寻转折时期知识分子心态在文学叙事中的丰富投影，表现建国前后文学的多种声部向新规范的整合过程。　　本文将建国前后的土改题材小说分成四类，分别论述不同作家不同叙述方式的特点及其作品的不同命运。第一类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第二类是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李有才板话》和孙犁的《秋千》、《石猴》、《女保管》等作品，第三类是沈从文的《中队部》和《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第四类是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　　前两类作品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的土改叙述。战争的形势、作家的立场、《讲话》的制约，使这两类土改题材小说成为一定政治观念指导下的历史解说。本文从第一类小说关于贫穷、死亡、农民弱点的叙述以及语言的方式几个方面，展示解放区知识分子土改叙述的革命史诗性特点，并指出史诗性叙述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学转型的意义;本文从第二类小说现实表达的超越性和主题挖掘的有限性两个方面，指出农民视角与革命立场在土改题材处理上的矛盾，论述解放区农民作家土改题材小说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学表现上的缺陷。　　后两类作品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建国后的土改叙述。相对和平的创作环境、较为独立的创作主体，使这两类土改书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土改历史作美学的审视和人文的观照。沈从文丰富的土改书信和干涩的土改题材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沈从文土改题材小说与书信对于日常生活、潜在历史、个人抒情的铺写，表现了对政治化、阶级论、功利性的新中国主流文学的背离;沈从文土改书写从书信到小说的断层和扭曲，记录了自由主义作家在新规范下的勉力挣扎以至消声的过程。张爱玲的两部土改题材小说在政治立场上被定性为“反共小说”，其叙事的真实性颇受怀疑。认为:张爱玲土改叙述的出发点和重点不在于历史事实的辨析，而在于对整齐划一的时代氛围和话语环境的质疑。本文就张爱玲土改题材小说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互文性关系，从叙事框架的改写、人物关系的重组、叙述空白的补充、叙事立场的调整四个方面，来论述张爱玲小说对乡村社会的不同想象、对爱情亲情的不同描写、对戏剧化暴力的还原叙述和对作家主体的不同投射。　　通过对建国前后这四类土改题材小说的解读，本文试图再现建国前后文学生态在新规范下的改变过程，揭示历史叙述中所呈现的文学与政治、作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为新历史主义的土改书写提供一个较全面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