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特拉西最早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它从此便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宗教和文化概念受到后代学者的不断研究。在翻译学的范畴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于1990年宣告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此后意识形态便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中外学者都致力于翻译学的意识形态的研究。　　 但真正系统地提出翻译学的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是安德烈.勒菲弗尔。根据他的理论,翻译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方式。翻译的过程,至始至终都受着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而这两个因素也一起注定了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改写的过程,并以服务目标语文化为最终的目的。在这两个因素中,意识形态的操控在翻译过程以及译本接受中是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因素,它对于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的构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勒菲弗尔的理论框架,对后文革时期翻译实践以及翻译作品接受情况(特别是小说《牛虻》以及其他英文小说的翻译与接受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包括文革时期以及后文革时期的英文小说的中译本,以及各类书籍、报纸、杂志上有关的书评和社论等。　　 此研究表明,后文革时期的翻译实践与文革时期一样,深受着意识形态的操控。即使是在这个政策上比较开放的年代,小说《牛虻》的翻译/改写也仍然遭遇了意识形态的操控。翻译实践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因此它也不可能逃避其与生俱来的文化构建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