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随着殖民主义的浪潮盛行于世，西方思想家开始设想一个新的、恒久的全球秩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边沁与康德先后提出了“永久和平理论”。边沁的“永久和平理论”带有纯全功利的色彩，体现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对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新秩序的回应。与之相对的是康德。他超越了边沁式的工具理性的界限，将理性置于意识的内在性之中，从而使理性回归了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并由此吹响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发展的号角。在此前提条件下，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明显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　　康德与边沁的“永久和平理论”体现了二者对于人性、道德与权利的不同理解。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又共同受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向度，带有普世主义的价值倾向。本文一方面试图通过对二者“永久和平理论”不同之处的分析，揭示英国经验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的差异，并由此展开对英国法哲学和德国法哲学根本不同的比较；另一方面，文章将从二者理论的相似点出发，探寻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于“世界和平”这一理念的不同态度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