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文坛骄子”纪伯伦不仅是阿拉伯人民的骄傲,也为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纪伯伦出生时的黎巴嫩正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建统治时期,黎巴嫩被他们摧残殆尽,纪伯伦自小就萌发出对祖国的无限同情和对侵略者的憎恨。这也成为他的叛逆精神产生的根源。而在西方生活和学习的经历让纪伯伦接触到了处在萌芽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的叛逆特征与纪伯伦的叛逆性格不谋而合,不仅大大的丰富了纪伯伦的视野,也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的风格和内容。这种叛逆的性格成为纪伯伦笔下“狂人”形象形成的原因之一母亲、妹妹、哥哥相继离世,让纪伯伦倍感痛苦。与玛丽·哈斯凯尔和梅娅·齐雅黛的爱情无果让纪伯伦原本孤寂的心变得更加孤单。而孤独成为纪伯伦塑造“狂人”形象的一个内在因素。纪伯伦特别喜欢尼采,尼采对纪伯伦的影响是猛烈的。纪伯伦尤其喜欢尼采笔下的超人形象,超人敢于否定宗教信仰,颠覆旧的道德文化,他敢于蔑视一切而放大自身的价值。孤独而叛逆的纪伯伦遇到了超人,“狂人”诞生了“狂人”的诞生经历了形成发展的历程。在纪伯伦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就蕴藏着“狂人”的雏形。《疯子约翰》和《叛教者哈利勒》就是“狂人”最初的形象。他们敢于揭露教会剥削穷人的行径,而被教士污蔑为疯子。《疯人》标志着“狂人”的初步形成。在《疯人》中,纪伯伦塑造了一个揭掉了虚伪的面具,用真实的自我面对现实的“狂人”。《暴风集》中的疯狂之神、掘墓人和优素福·法赫里标志着“狂人”的最终形成。此时的“狂人”不仅是用眼睛观察,而敢于付诸行动,不仅批判教会,还是揭露现实和人性的丑恶面,且肯定自我的价值,成为真正的“狂人’纪伯伦笔下的“狂人”充满叛逆精神,敢于批判世俗教会,抨击现实和人性的丑恶,质疑传统伦理和现代文明,甚至超越了宗教的束缚。而种种反叛又说明了“狂人”是清醒的,因为他看到了人性的丑恶,现实的黑暗,并与之完全对立。同时,“狂人”是孤独的,因为无人理解,而他又乐享孤独。“狂人”又是自由的,因为他的疯狂已经让他摆脱了世间的种种束缚,只追求心灵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