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题立意是，借助利益集团概念，窥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真实动因，试图为理解市场经济及其竞争本质提供不同视角。透过利益集团分析，本文初步揭示了伴随中国市场化进程出现的如下图景，即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集团无处不在，它们不但通过自组织形式参与市场竞争，而且通过政治市场谋求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中国市场竞争秩序及其利益分配结构。本文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市场竞争本质上是基于个人理性的利益集团竞争，特别是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市场上的互利交易，虽然使公共政策过程带有制度均衡性质，但并不必然包含有公共利益最大化含义。　　本文按照利益集团生成、竞争、影响和治理的逻辑结构展开。本文认为，体制转型既为利益集团显性化创造了制度条件，也为它们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及其分配结果提供了机会。作为公共政策的需求者，利益集团在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只要进行非生产性投资带来的收益大于生产性投资，它们就具有投入资源并采取集体行动的激励。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者，政府官员如同理性经济人一样，他们权衡的基点是改变特定政策的成本和从相关利益集团获取收益的风险最小。在体制转型时期，关系而非规则在经济资源分配中起关键作用，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成为利益集团竞争的重要诱因，经济资源规模越大，竞争也越激烈。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时，公共政策过程的结果往往是，政府官员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通过阻挠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极力维持利用权力获取租金的制度基础。由于这种白利特性，政府官员很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并成为其核心成员。这样，利益集团通过寻租类型的关系投资，就能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将公共政策过程锁定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轨道上，在固化现有利益分配结构的同时使之带有不可逆转性质。当前，中国要想扭转利益分配结构失衡局面，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整体制度创新，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利益中性特征的有效政府，最大限度地消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制度性歧视，促进市场经济由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　　本文有关中国体制转型期利益集团的研究是尝试性的，用意在于加深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解，尽量不涉及有关政体、政党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单纯的经济政策远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涉及有关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配套改革。而要弥补这方面的缺陷，需要构建更为广义的利益集团分析结构，这显然是未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难以逾越的重大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