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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重大而深远的变化，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动。道德作为人们利益诉求的价值体现和调节方式必然受到影响。社会大众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民主法治意识、行为规范意识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受到经济规则不健全、制度性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变迁以及消极不良文化侵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社会道德建设还面临诸多考验。一些地方、某些领域、少数个人还存在诚信缺失、公德失范等道德问题。这也使得社会各界对社会道德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社会道德治理不仅蕴涵着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遵循，更是解决现实社会道德问题，维护经济主体利益诉求，重拾人们的社会信任，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突出问题的治理，对于化解各种利益冲突、增进主流价值凝聚、降低国家治理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对道德和道德治理相关概念的理解分析入手，分别探讨中西方传统思想中的道德，道德的本质，道德与伦理、信仰、法律的关系；道德治理的内涵、要素，道德治理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从而展开对道德与道德治理概念的系统分析和把握。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道德思想、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建设历史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道德治理重要论述等蕴含丰富深厚道德治理思想的理论宝库，建构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突出问题治理研究的立论基础，并深入探讨社会道德突出问题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加强社会道德治理的思路与措施。
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需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论。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主流道德状况是向上、向善的。但是，社会道德建设还面临诸多问题。在认知层面，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导致道德价值失落、道德功能弱化、道德底线被践踏、道德冷漠蔓延等突出问题。在行为层面，少数人社会公德意识淡漠，违反公共规则等不文明陋习多发；职业道德缺失，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成为顽疾；家庭美德中，一些人尊老不足爱幼有余，邻里之间越来越陌生；个人品德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比较突出，部分人意志薄弱道德知行脱节，不讲信用现象久治不绝。在道德教育与实践养成层面，不仅存在目标、方式、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挑战。这些问题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突出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问题在道德层面上的反映，其本质是社会关系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经济层面来说，市场经济改革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从根本上变革了我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变，也不断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塑着社会道德体系。在我国当代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道德个体“经济冲动”的不断强化和“道德冲动”的日渐式微。如何调整利益关系，引导价值观念，合理有效地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经济行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课题。从制度层面来说，社会发展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共属性和制度属性，社会生活越来越依赖制度资源的供给。而制度缺位、制度虚设、制度伦理建设不足等正是导致社会道德问题的制度因素。事实上，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是制度，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发挥最广泛深刻影响力的也是制度。制度建设的完善和制度伦理的张扬是道德治理诉诸制度化、法制化和秩序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发展中，理顺现有复杂多样的社会利益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形成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利益获取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道德问题的产生。从社会层面来说，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人们的交往半径不断扩大，私人生活空间逐渐压缩，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程度大大提升，人们的生活角色更多地体现在作为社会公民而非个体自我的角色实践上。加之，社会公德资源的缺乏，使得私德标准在社会各个领域被滥用，最终导致了道德标准的无序化、相对化和功利化。从文化层面来说，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开启了文化多元化时代，而文化多元化对道德建设的冲击，西方消极文化渗透对道德建设的影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群众和市场需求等因素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道德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具备巨大的制度优势，其中党的领导确保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最广泛价值共识的凝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实现道德治理的根本路径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治建设相协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道德治理理念为依据，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全局与重点突破，刚性规约与柔性引导，传承优良传统与借鉴有益经验相结合的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搭建道德治理的主体框架。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优先治理公德失范问题，重点治理诚信缺失问题，大力整顿“两个行业、一个场所”等活动开展道德问题的现象治理；其次，在深刻把握道德问题产生根源的基础上，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维度入手，辅之以夯实道德治理的物质基础，提供公平正义的道德治理制度保障，重建道德治理的社会信任基础，涵养道德治理的传统文化风尚，改善民生巩固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等源头治理措施；最后，通过道德教育、实践养成、舆论引导、刚性规范等手段不断塑造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从而提升道德治理的实效性。总而言之，道德治理应充分发挥制度伦理对“恶”的惩戒和德性伦理对“善”的激励作用。一方面，确立社会底线道德的行为限度，通过制度规范和惩戒机制对违法失德行为纠偏“抑恶”；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育和宣传引导的“扬善”促使个体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转变。
本文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对道德和道德治理相关概念的理解分析入手，分别探讨中西方传统思想中的道德，道德的本质，道德与伦理、信仰、法律的关系；道德治理的内涵、要素，道德治理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从而展开对道德与道德治理概念的系统分析和把握。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道德思想、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建设历史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道德治理重要论述等蕴含丰富深厚道德治理思想的理论宝库，建构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突出问题治理研究的立论基础，并深入探讨社会道德突出问题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加强社会道德治理的思路与措施。
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需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论。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主流道德状况是向上、向善的。但是，社会道德建设还面临诸多问题。在认知层面，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导致道德价值失落、道德功能弱化、道德底线被践踏、道德冷漠蔓延等突出问题。在行为层面，少数人社会公德意识淡漠，违反公共规则等不文明陋习多发；职业道德缺失，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成为顽疾；家庭美德中，一些人尊老不足爱幼有余，邻里之间越来越陌生；个人品德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比较突出，部分人意志薄弱道德知行脱节，不讲信用现象久治不绝。在道德教育与实践养成层面，不仅存在目标、方式、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挑战。这些问题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突出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问题在道德层面上的反映，其本质是社会关系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经济层面来说，市场经济改革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从根本上变革了我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变，也不断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塑着社会道德体系。在我国当代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道德个体“经济冲动”的不断强化和“道德冲动”的日渐式微。如何调整利益关系，引导价值观念，合理有效地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经济行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课题。从制度层面来说，社会发展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共属性和制度属性，社会生活越来越依赖制度资源的供给。而制度缺位、制度虚设、制度伦理建设不足等正是导致社会道德问题的制度因素。事实上，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是制度，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发挥最广泛深刻影响力的也是制度。制度建设的完善和制度伦理的张扬是道德治理诉诸制度化、法制化和秩序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发展中，理顺现有复杂多样的社会利益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形成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利益获取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道德问题的产生。从社会层面来说，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人们的交往半径不断扩大，私人生活空间逐渐压缩，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程度大大提升，人们的生活角色更多地体现在作为社会公民而非个体自我的角色实践上。加之，社会公德资源的缺乏，使得私德标准在社会各个领域被滥用，最终导致了道德标准的无序化、相对化和功利化。从文化层面来说，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开启了文化多元化时代，而文化多元化对道德建设的冲击，西方消极文化渗透对道德建设的影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群众和市场需求等因素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道德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具备巨大的制度优势，其中党的领导确保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最广泛价值共识的凝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实现道德治理的根本路径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治建设相协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道德治理理念为依据，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全局与重点突破，刚性规约与柔性引导，传承优良传统与借鉴有益经验相结合的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搭建道德治理的主体框架。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优先治理公德失范问题，重点治理诚信缺失问题，大力整顿“两个行业、一个场所”等活动开展道德问题的现象治理；其次，在深刻把握道德问题产生根源的基础上，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维度入手，辅之以夯实道德治理的物质基础，提供公平正义的道德治理制度保障，重建道德治理的社会信任基础，涵养道德治理的传统文化风尚，改善民生巩固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等源头治理措施；最后，通过道德教育、实践养成、舆论引导、刚性规范等手段不断塑造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从而提升道德治理的实效性。总而言之，道德治理应充分发挥制度伦理对“恶”的惩戒和德性伦理对“善”的激励作用。一方面，确立社会底线道德的行为限度，通过制度规范和惩戒机制对违法失德行为纠偏“抑恶”；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育和宣传引导的“扬善”促使个体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