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加强对其的研究深具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对其进行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无疑是去揭示所谓“中国威胁”的话语具体运行机制及其产生的思想背景和历史根源。　　“威胁的东方”观念和话语由来已久。在传统的东方主义之下，作为“西方”“他者”的“东方”早已被“威胁化”，可悲地成为非人道、反民主、落后、好战、野蛮等的代名词。在其中，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也未幸免。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黄祸”鼓吹家们实际上已经为今天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做了准确的预言。　　美国具有丰富的东方主义历史遗产。冷战结束以后，传统的东/西方矛盾重新上升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一些坚持西方和美国“文化特殊”、“文明优越”的美国人继续以一种“西上东下”和“东/西方冲突”的态度来看待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古老的“东方威胁”、“中国威胁”话语和思维方式再一次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历经了它发展、壮大和歇斯底里化的过程。虽然某种程度上变换了称呼和表现形式，并把他们的“中国威胁”套上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冷静的”、“科学化的”权威面具，但从本质上看，许多美国“中国威胁论”者充其量仍不过是一些现代版的“黄祸论”鼓吹家。在他们那里，反共产主义经常只是一个托辞和借口，他们在当代政治环境下对中国的解读，仍伴随着大量的传统反中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文化和种族主义的定型偏见，正是上述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们得以继续以一种狂热的方式任意做出一些非历史性的、随意的政治断言。所有这些，实际上都表明了他们的这一做法恰恰与老式的殖民主义的东方学中那些最不值得称道的方面完全一致。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最重要的含义。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无论是早期的“黄祸论”还是今天的“中国威胁论”，其产生、发展乃至形式、内容上的转换，从根本上说，都受到了历史和现实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强权的控制，并一定程度上是上述强权运作的结果。　　中国不是、也不能构成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恰恰来自那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