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友好相交多年的中日两国之间开始了由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战争后期，日本不但整合了传统战争必需力量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报刊、杂志和广播），还将具有强大宣传攻势的新武器“电影”纳入战时国家实体当中，并且将电影作为文化武器的功用发挥到极致。中国东北地区诞生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就是伴随日本武力侵略的一个典型。　　 鉴于“满映”的重要性（一、鉴于“满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在文化层面上使用的当时最现代化的手段，对于它的影响和后果，目前还没有研究者注意过。二、鉴于它是其所遗存的影响在日本、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能感受到在中国电影史和日本电影史中具有“某种连续性”），本文尝试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材料并且在肯定其侵略性的认识基础上对“满映”进行分析。　　 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全面认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归纳“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线性历史发展过程，比较它与其同盟者（日本同时控制的占领地区如中国北京、上海和台湾的电影机构）之间的异同，关注它对战后的日本电影生产和中国电影生产的影响。　　 除了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据东北时期电影统治机构的诞生”，探讨“满映”之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电影活动和“满映”的关系（尤其是“满铁”、关东军和“满映”的关系）以及“满映”的使命和相关电影法规的建设。第二部分“满映’电影垄断统治的发展历程”，分别从组织策略、用人策略、宣传策略和配放策略等四个方面探讨处于两个不同阶段的“满映”（“林显藏”时期和“甘粕正彦”时期）的特征。第三部分“‘满映’电影影像叙述的沉浮变迁”，在掌握大量故事情节、部分剧本和评论以及极其珍贵的遗留影像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归纳出“满映’’电影具有不同面貌的两种电影（国策片以及“纯粹娱乐片”），并且详细分析了影像资料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启民映画”和“娱民映画”以及“满映”电影当时的反响。第四部分“日据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的电影比较”，在缺乏原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挖掘分析日本其他占领地区（中国北京、上海和台湾）的电影状况并和“满映”作比较，以便进一步理解“满映”的特殊性。第五部分“日中两国‘满映’遗留和历史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地陈述了“满映”的日中电影人如何在战后继续日中两国的电影事业。　　 最后，通过对于“满映”这段无论在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叙述中都着墨不多的历史的纵深分析，本文最终形成并且坚定了内向的也许并不成熟的“满映”历史观——即“满映”的二重性。结语部分一方面作者认定“作为政治实体的满映”确实是作为辅助战争宣传和巩固日本在占领地区的统治而存在的，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积极推进的一个文化活动层面；一方面本研究也揭示了“作为企业实体的满映”确实是一个“准备稳妥、目标明确、执行有度”的电影企业实体，它在中日电影发展史上提供了若干尚有价值的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