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外译界对译论和译品的研究多停滞在语言层面的二元或多元对立的争论中。翻译实践追求文本对等；翻译理论研究注重语言层面的文本对比。事实表明这种语言层面的二元划分极大地局限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束缚了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发展了传统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洞开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而且也是对传统译论的挑战，它从文化的视角反思传统译论，并对传统译论和译品提出了全新的阐释。 安德勒·列费维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将翻译纳入文化构建的大视野下，在他们的《文化构建一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提出共谋的概念。她们认为，在翻译中译者与原作者及译入语读者之间存在共谋。本文正是在这一概念的启发下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定义、主客体、具体形式、影响因素及其对文化构建的作用与意义的翻译策略，并依此为理论依据来重新审视、研究清末民初翻译理论和翻译作品中的共谋现象，探求、筛选出共谋的成分，并简析其在中国近代文化构建中的作用。 本文第一章介绍共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第二章是对共谋进行理论阐述，它是本论文的理论支点。第三章是本论文的核心，它以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译论和译品为依托，以文本对比研究为手段，以严复的译论和译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严译《天演论》为典型案例，探求这一时期的译论和译品中共谋的存在。第四章主要论述共谋对中国近代文化构建的意义。第五章是全文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本文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1)清末民初的翻译被赋予厚重的历史使命，着眼于目的语的文化构建，这为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并依靠翻译大力传播西方文化，积极构建中国近代文化。2)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更加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同时目的语世界倍受重视。3)共谋是一种积极的翻译策略，它是在译者这一中心主体主导下和其两个边缘主体一作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其客体的两世界(源语与目的语世界)、三方面(共谋的主客体和目的)、六因素(源文本、源语、源语文化与目的文本、目的语、目的语文化)进行合作对话并谋合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与一致。而这种谋合的目的则是文化构建。共谋将操纵这一时期翻译的那只无形的手有形化，为翻译研究提供文化阐释，对当今译论和译品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