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带来的交易效率的变化是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变量。本文关心的是二元户籍制度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现象。已有的一些研究一般都是在新古典框架下展开的。这些文献通常在分析了户籍制度和就业、工资、城市化等扭曲关系的基础上,对户籍制度给出了较为悲观的评价。然而这样一个备受质疑的制度却长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是很令人疑惑的。　　 研究者通常认为户籍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阻碍城市化；限制城乡人口自由迁徙；维持既有的城乡利益格局。而城市化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转换公共品供给模式。因此城市化问题实际上与后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本文认为户籍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它成为了维持城乡利益格局的工具,尽管它确实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但并不是阻碍后者实现就业转换的根本制度障碍,而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则是由于现代部门扩张程度不足而导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为此,本文引入最小临界模型并对转移全部剩余劳动力所需要的现代部门的扩张程度作了一个实证估计。　　 在给出户籍制度安排可能的组合后,通过一个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分权条件下差别性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是理论上最理想的户籍制度安排。通过一个内生专业化模型,本文试图在内生经济发展的视野内重新审视户籍制度,揭示它有效率的临界条件,以及它和剪刀差、滞后的城市化、工业化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等这些带有中国式特征的发展伴生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避免和澄清一些新古典模型可能带给人们的误导。在全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