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下文简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举办已有55年历史。发展至今，广交会已成为中国目前历史最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出现了展位炒卖现象，除了资源稀缺原因之外，广交会计划性的展位分配制度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广交会的展位作为公共物品，其分配机制必须平衡公平与效率。而针对计划性的展位分配体制，业界和学界的观点都将其归咎为“历史遗留问题”。值得深究的是，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究竟是什么？计划性的分配体制究竟如何而生？在这五十余年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哪些因素所导致的？本研究希望通过追溯展位分配机制的历程梳理，从历史的角度阐释分配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并溯源至中国大的经济与制度环境的变迁影响。对于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对制度一类的问题进行研究，西方学术界一直对此保持着浓厚的热情。其中受到学界认同的就包括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该流派基本观点是制度和行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并不是单向的。其中属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为本案例提供了非常恰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本研究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结合路径依赖理论，梳理广交会招展制度的发展历程，并探究其变迁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拟解答的焦点问题为:1、广交会招展制度是如何发展的？其发展历程的脉络是怎样的？期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招展制度的变迁具有什么特征？是什么样的变化形式？其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不变又体现在哪些方面？3、影响招展制度变迁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制度使之发生变化？　　为解答上述学术问题，本研究首先通过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各种二手材料，归纳、整理广交会招展制度的发展历程，并初步得到招展制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与影响因素。然后通过深度访谈方法，将通过文献资料得到的初步结论与受访者交流，在相互验证提高材料可信度的同时，进一步得到受访者提供的多方位的信息，以充实研究的论证过程。　　本研究结论如下:　　(1)广交会招展制度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阶段1:1957-1992年，“外贸总公司组团”;阶段2:1993-1996年，“省市组团”;阶段3:1997-2005年，“展位分类管理”;阶段4:2006-2007年，“执行统一可量化的标准”;阶段5:2008年至今，“相互制衡，互相监督”。招展制度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管理体制、参展主体以及分配标准。其变迁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点:参展主体逐渐多元化，而管理体制和分配标准这两个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性之变化。　　(2)招展制度变迁特征之一:强制性变迁。招展制度的变革，就是以国家主管外贸的行政部门为制度主体而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行政部门无论是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还是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上都是起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政府）权力的稳定性和控制力保证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　　(3)招展制度变迁特征之二:招展制度的变迁体现出渐进式变迁。招展制度的渐进式变迁的具体体现在三点:1、外贸主管部门逐渐退出展位分配环节;2、逐渐允许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参展企业参加广交会，尤其是民营企业;3、分配标准从单一指标向综合多项指标过渡。　　(4)招展制度变迁特征之三:路径依赖式变迁模式。表现于陷入“锁定”状态，尤其是展位分配结果的固化。而导致招展制度陷入“锁定”状态的缘由主要有四方面，分别是:参展效益的强化、摊位炒卖市场的高额利润链、门槛的“马太效应”以及利益集团的固化。其中尤以利益集团的固化影响最明显。　　(5)在招展制度产生路径依赖的过程中，作为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以及承受者，各个行动者，即国家的主管部门，各级地方的主管部门以及参展商在做出选择时，其认知能力及其背后支撑的文化理念产生了明显又巨大的作用。并且背后支撑的该种文化理念也会在路径依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进而影响各个阶段的行动者做出相近或者类似的选择。　　(6)影响招展制度发生变化的因素包括:国家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的行动者、既得利益集团以及行动者背后的价值理念。对制度变迁起的作用可以分为正面的推动作用以及负面的阻碍因素。正面推动因素包括:国家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不断涌入的新的行动者;而负面阻碍因素包括:既得利益集团以及行动者背后的文化及理念。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一推一拉作用下，招展制度的变迁呈现出“形式在变，核心不变”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