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基于政府和法律法规的正式环境规制不断增强；此外，中国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逐年提升，对于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愈加强烈，基于社会公众和环保组织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也日益增加，FDI企业面临日趋上升的双重规制压力。FDI与环境保护已成为学界研究的前沿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于二者关系的重新梳理与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是抑制还是促进了FDI，现有文献尚未形成定论。从FDI进入动机视角进行研究，可以深入揭示环境规制和FDI之间的作用关系，但现有文献中从FDI动机角度研究两者关系的并不多见。对比以往学者的探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①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双重作用，从不同动机的外商投资行为出发，探究双重环境规制的差异化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良好补充；②建立系统性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ERS）。单一量化指标难以全面反映环境规制的复杂化作用机制，在此将污染治理投入和治理结果等6项指标纳入正式环境规制评价体系，同时采用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的加权值测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以期实现对环境规制的全面测度；③考虑到中国区域梯度转移及东中西部发展的区域差异，实证检验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区环境规制对不同动机FDI的影响效应，探究各区域的影响差异状况；④以双重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与FDI间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构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体系对双重环境规制强度予以测度，并基于市场导向和效率导向两个角度测度了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的发展水平。运用Stata15软件考察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于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门槛效应，并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区的影响差异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总样本分析方面，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水平型FDI影响均不显著，主要是由于其与东道国竞争对手面临相同的管制强度，但双重环境规制对垂直型FDI产生较强的阻碍作用，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二是门槛效应方面，非正式环境规制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正式环境规制对两种类型FDI影响均呈显著单门槛效应，过高的管制强度会严重阻碍FDI的进入。三是区域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差异较大，正式环境规制仅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水平型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三大区域的垂直型FDI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水平型FDI、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垂直型FDI呈显著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西部地区近年来出现“逐底竞赛”现象。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标准并且重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增加西部地区环保专项补助来提升对于FDI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