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到21世纪之初的历史时空中，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称得上是全球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当回首审思中国奇迹之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经济的连续增长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政府治理结构的连贯变革，而地方政府创新成为促进这种变革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释放的不只是民间力量，地方政府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解放。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使地方政府获得了自主观念与创新意识，地方政府官员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不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动员与号召；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整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部分的决策权，还获得了部分的立法权，90年代分税制的推行更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思想解放、利益驱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依据不同的治理困境，走上了各自的创新之路。　　 就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而言，其创新面临着不同的环境。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各地的发展千差万别，这种差别进一步规定了创新的选择路径。创新环境的地区差异既体现在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也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创新主要集中在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领域，而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在民众的压力下创新则主要在政治层面进行；距离政治中心越远，地方政府的政治性创新越活跃，距离政治中心越近，创新就越向公共服务领域集中。虽然宏观环境与中观环境相对来说具有稳定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基础性环境或常规性环境，但地方政府创新也绝不像设计好的程序那样按时按点进行，它还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偶然性因素一般来说会迅速改变地方政府的微观环境，并对创新主体形成强烈刺激，最终影响创新时点的选取。　　 创新环境只是地方创新得以进行的客观性要素，即使地方政府不进行创新，这些要素也客观存在。但创新毕竟触及利益结构的调整，决不是创新者的一厢情愿，创新者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强大的的资源支持网络作后盾。大体来说，地方政府创新的支持资源存在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内资源包括权力支持、组织保障与媒体宣传等类别，体制外资源可分为民众呼声、专家扶助和国际支援等方面。　　 在多方资源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创新在“政治企业家”的带领下推行。就独立的个体而言，他们具有开放的观念、广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知识和敢作敢为的冒险精神，是创新的天然领导者；就体制内的个体来说，他们又是压力型体制下的普通一员，必须追求政绩以获得仕途晋升，必须安抚民众以换取政治稳定。政绩追求需要制度创新，安抚民众同样需要治理转型。然而既有体制下进行的创新不可能逃脱既有体制的窠臼，为降低创新风险，地方政府必须讲究创新策略，一方面要选择合宜的创新层级，另一方面要控制信息的披露，使创新在可掌控的轨道上进行。虽然创新者高超的政治技巧在既有体制下为创新开拓了尽可能大的空间，也对现有的体制进行了局部性突破，但总的来说，地方政府由于权威不够，综合性、整体性、体制性的创新还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完成。　　 地方政府创新是政府主导的创新，犹如“带着镣铐的舞蹈”，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体制内的力量，地方政府毕竟代表了一种底层智慧，以其分散的思考与实践开启了通往真理的道路，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