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在GATT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全球贸易合作愈加紧密。毫无疑问，WTO/GATT框架下的国际经贸秩序推动了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随着成员不断扩容，协商一致等原则引致的低效率导致WTO多边谈判日趋艰难。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版图持续扩张，议题深度不断升级，除传统WTO框架下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外，投资条款、市场准入、电子商务、政府购买、竞争性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与环境标准等条款也被纳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领域，覆盖领域之广、削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高标准、针对性强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驱动“新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返回增加值体现了复杂分工形式，即本国出口中间品中蕴含的国内增加值被贸易伙伴加工生产后再进口回本国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转化为返回增加值。返回增加值作为“折返式”价值链参与模式的价值实现形式，这种先“出”后“进”的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自由贸易协定对返回增加值是否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协定深度的视角分析自由贸易协定对返回增加值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返回增加值具有正向影响，该影响主要通过缩短制度距离、削减贸易成本和延伸生产步长实现;其次，从协定类型异质性角度看，南北型自由贸易协定对返回增加值的影响最大，北北型协定次之，南南型协定最小;再次，从协定时间累积效应看，协定生效时间越长，对返回增加值的影响越显著，从网络联系强度看，协定网络联系强度越强，自由贸易协定对返回增加值的影响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标准和网络型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助于构建以本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提高返回增加值份额有助于构建以中国本土需求为核心的价值链网络，提高中国对外开放度的同时促使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跃升。本文为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