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利益集团的发展及其对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但相对于国际利益集团理论研究的成熟，国内学术界这方面的相关理论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国内利益集团发展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非均衡性，由此造成了利益格局的严重不平衡，阻碍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新制度主义认为，利益集团政治与制度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的非均衡发展将会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斯说：“如果说制度是游戏规则，那么利益集团是玩家。”玩家终归要服从游戏规则的约束，如何从制度层面削弱集团之间在资源和社会资本拥有方面的结构性不平等，使利益集团的活动和发展处于有序、合理的状态，将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利益表达是利益集团的基本功能，政治整合则是指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运行机制对原有的政治力量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行为。宏观上看，在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的活动就是在不断的利益表达和政治整合中进行的，而实现集团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均衡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　　 本文从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出发，围绕利益集团的发展与利益平衡的关系，以多元主义集团理论和新右派、法团主义的论争为主线，重新强调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权利均衡到机会均衡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利益集团的现状和发展模式选择的问题。我们相信，在一个“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中，必然要求有众多的、复杂的和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的存在，这样，一个利益基本均衡、可持续的竞争性民主社会才有可能。　　 利益集团首先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但内涵却不统一的概念。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理论界混乱的利益集团概念进行理析。我们将利益集团界定为具有相似观点或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这个概念弱化了利益集团形态的组织性问题，就是说，是否具有组织形态并不是利益集团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按照西方有些学者关于利益集团涵义的严格界定，中国目前不存在利益集团问题，因为中国利益集团的合法化问题都尚未解决，组织化利益还处于一种合法与非法的交叉地带上。但事实上利益集团形式的各种活动已经影响着公共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利益冲突、矛盾激化的源泉。所以笔者有意淡化利益集团的组织形态问题。在后面的论述中，利益集团、社团、利益群体的交叉使用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尽管这些词汇在具体意蕴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论文对利益集团理论流变进行了一番梳理，包括美国早期的集团政治理论，二战后兴起的多元主义集团理论，以及精英理论、法团主义，分析了这些理论视角下的利益集团观。这些理论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利益集团研究的一般的和主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团体理论分析中国组织化利益的适应性问题。　　 哪里存在利益分歧，哪里就存在产生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对于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功能角色所以众说纷纭，原因就在于集体形式的多样性和集团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所持立场和观点的差异。支持利益集团的声音中透露出对一个多元民主社会的向往：权力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广泛分布，集团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抵消，没有一个集团能够主宰政治体系，因而可以形成一种平衡。反对者则认为生活中总是存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之分，“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合唱团的声音中夹杂着强烈的上等阶层的重音”。利益集团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组织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性质和角色。前者包括政治文化、制度结构、政党制度性质、公共政策等因素，后者包括组织形式、规模和成员、金钱、关注的目标以及接近政府的途径。这些因素影响着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当然也影响集团目标的实现程度。对于利益集团与利益平衡的关系，首先涉及到集体行动的逻辑问题，比较分析传统多元主义理论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看出，尽管奥尔森的集团行动理论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经验上都形成了对多元主义理论的冲击，但他并未完全解释清楚集团规模与集团产品的复杂关系，从而使理论适应性受到局限。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个人利益被整合为集团和组织的利益，现代的利益之争体现为社会集团利益之争，那么，既然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的活动无法消除，为何不进一步挖掘集团政治对于现代民主的积极意义呢?利益集团的负面消极影响能够消除吗?人们能够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吗?理想的多元主义民主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现?围绕这些问题，作者首先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了批判，并运用新制度主义和社会资本理论证明，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集体行动是可能的。关键是人们自身的努力和相应的制度设计。恰如达尔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人为控制因素的结果，因此基本上也可以通过人类行动来弥合。　　 从现实出发，社会利益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未能实现从权利均衡到机会均衡的过渡。权利均衡是一个社会民主与文明的象征，是公民获得其他权益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形式上的权利均衡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后果，在保障权利的具体制度设计和调节机制未能消除或缩减实际的社会结构差异的条件下，权利均衡更多地是一种价值理念或准则。权利均衡得以实现的核心是机会均衡。如何从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层面对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尤其是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予以安排和调节，保障不同社会群体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均等，就成为新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　　 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格局不断变化调整，当前中国利益集团一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又未形成西方式的相互制衡的局面。从纵向看，社会公众被分化为多个阶层，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到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一直到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这些阶层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横向看，社会公众可以分别被纳入到多种形式的利益群体中。利益集团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是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提供了宏观性的社会背景和有限的制度平台。但是，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很不平衡。集团之间无论是在组织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还是社会关系资源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利益集团的非均衡竞争是集团多元主义实践中难以解决的弊病，这一点在西方利益集团政治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但西方国家较为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权利保障能够将这种非均衡竞争缩减到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从中国来看，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制度的缺位是造成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失衡的关键原因。要实现社会利益均衡，就要改变利益集团间的非均衡竞争状态。只有从整体上推进体制改革，使各项改革配套进行，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才能实现从权利均衡到机会均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