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量，除了可以将它作为一种道路、理论、制度（即“三个自信”维度）来解读之外，也可以而且也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来进行理解。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它指归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的人类社会理想。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它确立了一种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文化国情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理想。　　我们所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昭示着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独特的文化传统，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即扬弃）的科学态度，尤其是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系列重要论断，为我们考量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两者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的提供了理论指导。当我们主张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相融合的时候，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文化地位，用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以求进一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换言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传统文化的在场相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批判和继承世界范围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其中，他们所揭橥的“中国社会主义”，属于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理想既深刻地体现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相关典籍之中，也深刻地烙印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中。这个理想集大成于儒家经典《礼记》的“大同—小康”说，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大同”是高端纲领，“小康”为低端纲领。“儒家社会主义”的“大同——小康”二阶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董仲舒、师丹到王安石，再到龚自珍等历代改革思想家，从王莽的“王田制”到乾隆的“井田实验区”，无一不以“大同”理想为职志。历代农民起义也大都打着“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向往“大同”的理想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如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也共享了从“小康”走向“大同”的理想路径。　　历史已经证明，“儒家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亲和条件。尤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儒家社会主义”的二阶论演绎为“小康——共同富裕”理想。而江泽民同志的“全面小康”和“促进共同发展”思想、胡锦涛同志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以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无一不可以溯源至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思想。质言之，自春秋战国以来积累了以“大同理想”为核心的中国本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这些思想越过了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顺着历史的长河蜿蜒而下，一直影响至今——为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融合提供了最直接的前提。　　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内的理性化社会转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生成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小康”理想、“全面小康”理想、“和谐”理想以及当下的“中国梦”，相继运用而生，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最新内容的“中国梦”，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体”的角度来看，“中国梦”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小康—大同”与“和谐”理想，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旨目标也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中兴”运动。　　其次，从“用”的角度而言，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三者其实都可以统一到“传统文化”这一论题上，因为“独特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中国梦”，特别需要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粹，为此，我们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非“霸道取向”的文化传统、忧患意识这三个重要命题对助圆中国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知行合一”，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落实“三严三实”，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弘扬非“霸道取向”的文化传统，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武装自己;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距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责任意识，要常怀忧国、忧党、忧民之心。　　再次，从“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之魂，它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内容规定上，与传统文化存在着莫大的渊源关系。　　包括“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和谐”、“中国梦”等内容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建立在社会进化论、而非以社会退化论的理论预设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注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的有机统一，注重在实践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注重发展目标、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科学安排、统筹兼顾，所以能收到较好的实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属于社会发展三阶段论中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向“以物的独立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过渡的时期，又属于两阶段论中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时期。“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理想。理想是目的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目的因又转化为动力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特别是“中国梦”的实现，将会为大同——共产主义的到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