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政府传播如何影响政府-公众关系的创建和维持。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政府传播和政府-公众关系。政府传播的概念是从过程的视角来界定的。政府传播(Government Communication)是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面向公众进行传播和对话的过程。从关系管理的理论来看，政府-公众关系是衡量政府传播结果的标准。政府-公众关系(Government-Public Relationship)是建立在政府和公众双方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各自对对方的一组期望。　　本研究从公共关系的对话理论展开对政府传播的观察。对话（dia lo gue）是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在相遇的过程中将他者视为伙伴而不是达成目标的工具（Kent&Taylor，2002）。对话理论认为对话由声明和辩白构成，它不是某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而是一种趋向（Orientation），一个连续体(Continumm)（Taylor&Kent，2014）。连续体的一端是独白，另一端是对话。各类政府传播渠道按照其对话趋向的不同，对关系质量的贡献也不同。独白的传播主要推进公众的认知，对话的传播则对关系质量有更直接的影响。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关于政府传播和政府-公众关系的文献，提出了研究问题和假设，建构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将中部省会城市长沙作为观察点，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进行抽样。从2014年12月开始，研究使用问卷网所提供的调查服务，辅以面访的方式收集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28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83份。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对各个量表和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检验。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两个核心概念的构成维度和量表。政府传播的概念由以下维度构成：基于传统媒体的下行间接传播，基于本地新闻网站的下行间接传播，基于政府自控媒体的下行直接传播，基于传统联系方式的下行直接传播，上行直接传播、上行间接传播。政府-公众关系包含两个构面，关系的交互性和对关系的期待。⑵公众对于本地政府信息的关注度不高，对本地事务的参与度也偏低。在下行传播中，传统媒体发挥的告知功能要强于政府自控媒体；上行传播中，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的差别不大。公众对政府-公众关系的评价中等，其中对交互性的评价强于对关系期待的评价。从样本数据来看，不同性别、学历、收入、党派、职业的公众在接收和参与来自各类传播渠道的政府传播信息方面并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别。本文的发现与我国学者过去所做的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吻合。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修正后的模型各项指标均达到适配。模型表明：更多的接触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传播的政府信息将推动人们使用政府的社交媒体、电话、邮件或面对面的方式来获取政府信息；更多地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本地政府信息的行为将抑制公众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公众通过本地新闻网站获得本地政府信息的行为将推动公众使用微博、微信等政府自控媒体向政府表达诉求；公众通过使用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等政府自控媒体获得本地政府信息的行为对他们直接向政府表达诉求存在正向影响；公众通过间接地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将推动他们直接向政府表达诉求的行为；公众通过间接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的行为对关系质量的提升没有直接影响，但直接向政府表达诉求的行为提升了政府-公众关系质量的感知。⑷将对话理论引入到对政府传播的分析中，也认为这应该是将来我国政府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向。基于理论和实证证据，本文相信对话理论在政府和公众沟通过程中的价值和潜力。从对话的视角，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对我国的政府传播，尤其是地方政府传播进行调整，或许能成为突破塔西陀陷阱，建设民主社会的契机。⑸对“政府传播”和“政府-公众关系”的概念建构。本文对政府传播和政府-公众关系两个核心概念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阐明了这两个概念的构成维度，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建构了科学的测量工具。概念可以给将来的政府研究提供参照，也给政府传播的效果评价提供了新的标准。⑹对地方政府的公众类型的研究。按照公众使用和参与政府传播的状况，使用二步聚类发现当前我国政府传播的公众可被分为四类：怠惰公众，占比29.7％；知晓公众占比26.4%；议论型公众占比28.5%；积极公众占比15.4%。知晓型公众和议论型公众在总体中的较高占比与学者对欧美国家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这个结果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公众在进行上行传播过程中的非理性、功利化和臣民化的趋向，也为我国制定相应的政府战略传播计划提供参考。⑺提出并检验了政府传播对政府-公众关系的影响模型，阐明了各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机理。本文共提出16个研究假设，建构了变量之间初始的理论模型。经过对变量之间的方程模型的两轮修正，拒绝了5个假设，接受了11个假设，最终所确立的政府传播对政府-公众关系的影响模型。对后续的理论研究而言，本文所建立的变量间的关系可以给学者探讨政府和公众的对话过程提供概念上的参照；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地方政府提升政府传播的对话潜力和实效性。⑻依据对话理论和本研究的发现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展对话传播策略的切入点和路径。首先、应将政府传播视为对话的过程，承认意义来自于声明和辩驳。第二、承认政府传播中公众的异质性，全面研究公众的特征和结构，制定恰当的对话策略。第三、挖掘信息传播技术的潜力，从对话理论的视角管理各类政府自控媒体。第四、改变政府传播的修辞方式。发展对话的语义修辞方式。第五、以政府的公关运动为推进对话的切入点，推动人们参与上行传播。文章还分析了研究的局限，提出了后续研究的一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