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中的“解”是什么意思？“解”字是什么时候加上的？《逸周书》最后成书于什么年代？《逸周书》是什么性质的书？这几个问题是《逸周书》文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对其文本形态有一个清楚的界定，才能有理有据地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本文第一章从“解”字考、篇名论、“数字为纪”现象、言体文类等方面入手分别对《逸周书》中的文学因素进行研究，根据这些文学因素的特征，在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力图廓清《逸周书》的文本形态问题。战国时期的文献往往出现“解”字作为篇题尾字的情况，相当一部分文献中的“解”字不是取其解说、阐释之义，不是表示为已有的经典作传，而只是标示篇目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篇题形态。《逸周书》各篇标题均缀以“解”字，也是指篇目，相当于“篇”，它反映出那个历史阶段拟定篇名的一种方式、一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论文对《逸周书》中的篇名由来作了进一步分析，通过与先秦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既明确了《逸周书》篇题命名方法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又印证了《逸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数字为纪”现象是战国时代普遍的说理方法，《逸周书》中的数字为纪现象分布比较密集，其组合排列方式比较复杂，文学色彩也有不同的体现，从排列方式、文学性的程度可以判断出《逸周书》中某些篇章写定的具体年代。《逸周书·周祝解》在中国文体学上是很重要的篇章，直开了中国文体学上的“言”体先河，确立了“言”体的原型，随着以后作品的不断增加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一个“言体”文类。言类作品都是写定于战国时期，晚于《论语》而早于《荀子》、《韩非子》，是介于语录体散文和专论体散文两个阶段之间的作品，带有从语录体散文向专论体散文过渡的痕迹。《逸周书》作为记述周代历史以及典章制度的文献，叙事占据较大篇幅，因此，对于《逸周书》叙事的探讨也成为《逸周书》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叙事风格的形成并不单纯是一个文本结构的组织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各种文化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周代的史官文化、礼乐文化以及神话传说与《逸周书》的叙事均密切相关，融合这些文化的审美追求，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叙事方式。在叙事过程中，史官文化的痕迹较为明显，结构安排以及情节发展呈现为线形结构，同时又呈现出简约与精细的不同风格。在线形叙事的同时，《逸周书》运用空间叙事模式，打破了时间的一维向度。时空交错的画面中，众多的色彩元素、奇珍异兽纷纷登台亮相，在作者的铺排渲染下，展现出有周一代不同阶段的叙事风貌。　　 《逸周书·时训解》记录了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个时段的物候，这些物候承继《夏小正》的历法体系，又带有周文化的特色，成为表现历史反思主题的重要载体。在展现事象特点时，《时训解》运用类比与象征手法，建立起自然万物与人间社会的联系，自然天地万物纷纷穿上形态各异的服装，走上《时训解》的物候舞台，扮演着作者导演下的各种角色。物候事象的象征意义，既沿袭了前代的相关成果，又有开拓创新之处，形成了严整而有序的象征事象群。为了达到最佳的叙事效果，《时训解》在篇章结构、遣词造句以及韵律安排方面都是精心调遣，在和谐的韵律节拍声中完成了对天地秩序与人间灾祸的描绘。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逸周书》展现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与其他典籍中的人物形象相比，或是描写比较客观，或是叙述比较全面，或是可以补充他说，或是可以颠覆旧说。文王不仅是圣德之君，还是励精图治、谋深虑重的政治家，《逸周书》刻画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王形象，使这个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多棱角的；武王是恪勤不懈，夙夜忧患的开国之君，《逸周书》对武王的记载是较为完整全面的，围绕武王的政治生活而记述其惕厉忧勤的一生，可以补充其它典籍中的空白；穆王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基本上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逸周书》中的穆王却是一个虔虔在位、追迹文武先王而励精图治的圣王形象，这一形象构成穆王形象的另一个侧面。作为辅佐重臣出现的周公、祭公、芮良夫都有周族血统，兢兢业业，尽心王事。《逸周书》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是圣主贤臣形象，群体性特征比较明显，都有浓重的忧患意识，《逸周书》编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构建起圣主贤臣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