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国内有关于财政支出对就业拉动作用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这些研究成果多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而关于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则更多的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研究控制失业率的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从研究方法角度出发，主要停留在对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都没有对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实际效果展开讨论，缺乏对变量之间关系的严格计量检验。　　 本文的研究将试图从另外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出发，探讨财政支出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果，并基于本文所做的实证分析对我国的财政支出政策提出建议。首先本文选取就业人数与就业率作为对我国的就业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切入点，以其时间序列形式分析其自身的变化情况，分析就业变量的内在增长机制；之后，通过GARCH模型验证就业变量变动受内外因影响的不同，得出外因是就业波动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进而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出发，基于财政支出的角度选取能购影响就业的宏观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外资水平、三大产业产值、人民生活水平、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寻找受财政支出所影响的外因对就业的影响，判断其各自对于就业的影响作用。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检验的结果，分析得出财政支出对不同领域的支持力度对就业的影响，提出缓解我国当前就业压力的有效财政支出政策。　　 在本文中，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采用了数理的方法并通过数学上的严格论证与推导得出了财政支出与就业关系的基本结论。　　 在时间序列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目标指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便能够对就业历史走势进行把握，对就业人数的绝对数值有较好的预测效果。然而，如果需要对波动的特点进行把握，仅依靠目标指标的历史数据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另外具有76.2％信息源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考虑。　　 笔者认为，财政支出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其支出总量与支出方向作为主要的外部因素对就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其中包括，财政支出总量通过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就业的效应；财政支出优惠政策通过引导产业投资、外商投资、科技创新等，进而改变就业的效应；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所占的比重对劳动力供给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作用，进而影响就业的效应。因此，本文选取五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其对就业的作用效果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就业人数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与就业率的变动存在非一致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购买性支出，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就业总人数的增加，符合奥肯定律。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低，这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增长的非一致性上。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检验结果的原因在于我国有效劳动量的提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财政支出在善用购买性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应将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对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上。　　 二是我国第一产业未能对就业人数、就业率的变动造成影响；第二、三产业对于就业人数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著，但其吸引劳动力作用有限，对于就业率变动的检验结果不显著。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近年来，随着人们需求层次越来越高，对相对缺乏创新的传统产业的产品需求小，企业缺乏投资热情，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然而第二三产业虽然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位置上，在对第一产业流出的劳动力具有一定的吸收作用，却无法与人口增加的总规模相适应，发展过于缓慢。因此，笔者认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尤其应当把市场容量大、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作为财政支出投资的重中之重。　　 三是无论是就业人数总量还是就业率，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不显著。因此笔者认为，外资作为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其投资领域与运用效率直接影响就业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已经向外资开放了众多行业及地区，外资大规模涌入国内，但没能真正地把资金有效地吸引到生产领城。因此，我国要有效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等财政支出政策，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外资的总量，更要注重外资的走向、注重外资的投资重点，通过财政支出合理引导外资的走向，切实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四是笔者选取的三个有关生活水平及收入的变量对我国就业变量的波动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资收入作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各种收入来源之一，与资本收入等共同构成我国居民财富，其高低并不是人民选择工作与否的关键因素；此外，按照我国收入水平的现有状况，收入高低会对职工的就业积极性产生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影响，并且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次关系。因此，笔者得出结论，现阶段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财政补贴政策等财政支出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拉动就业。　　 五是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的大小对于就业率的变动能够很好的解释，但是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比重对于我国就业总人数无格兰杰影响。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能显著地促进就业总量的增加，却能显著造成就业率的波动。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管理统筹层次低，大部分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意向与社会保障无关。然而，社会保障占财政的支出比重，却可以作为政府为劳动者解除后顾之忧的信号，其大小对于就业率的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我国当前财政支出方向应更加扩大注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而非提高个别地区社会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