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的变缓，表明工业化初期带来的加速性福利正在削弱，中国经济正式步入“结构性减速”时代。经济增速的变缓，使得“三重压力”、“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病”等问题凸显。在新常态下，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多重制约因素，寻找新的发展动能显得愈发重要。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则要发挥好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推拉效应。为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综合建设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丝路沿线九省数据，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的线性与非线性效应，这无论是对于丝路沿线地区实现经济长久发展，还是解决城乡二元冲突，促进经济社会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研究”的研究逻辑，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做了详细介绍，为后续研究奠定相关基础。其次，阐述了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并对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三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三，本文对丝绸之路九省新城镇化，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对丝路九省三者综合指数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然后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最后，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基于丝路沿线九省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得出：（1）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生产率，有效推动丝路沿线九省的产业结构升级。（2）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显著为正，并在空间上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表明其无论是对本区域还是周边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都具有促进作用。（3）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能有效推动丝路沿线九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两者联动效应对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4）分区域来看，新型城镇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西南和西北两个区域间存在显著异质性，西北大于西南；西北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为正，而西南地区表现为抑制作用，但不显著。（5）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拉效应因二者的时期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由于新型城镇化门槛值较低，丝绸之路沿线的九个省份基本达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门槛。但是，丝绸之路沿线九省的科技创新发展未能达到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水平的门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