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一个繁华而脆弱的王朝,偏安一隅的安逸削减了君王回归北方的决心,然而少数民族的侵扰又迫使南宋君臣必须奋起反抗,在反反复复中王朝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也正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却也创造了文化上的繁盛。南宋与北宋是一脉相承的,北宋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大力发展文人治国策略,有识之士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尽情挥洒自己的满腔抱负,他们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而且立志重整家国,如果没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历史很可能重演。但历史永远有它的规律,靖康之耻成为转折,北宋灭亡,南宋仓促建立,地域的改变没有影响其政治与文化的继承。但是,南宋由于更加激烈的党争,更加剧烈的民族矛盾,显得愈加弱小,由于继承北宋文化,南宋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明显,程朱理学仍然强大地控制着官方学术,儒学复兴照样如火如荼的进行,只是看到日益衰弱的政权,士人们的愤懑需要爆发,责任感与使命感需要履行,南宋,就是这样的社会,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参证史事”易学,一直是易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存在,因其独特的释易方式,也因其巧妙的经史结合,被许多易学家广泛应用,《四库全书总目》归纳并提出后,作为易学史中的一大流派逐渐被重视。它的特点主要是用历史人物或历史故事证明卦爻辞,但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载,而是寄托了作者热忱的政治理想与强烈的内心感受。他们希望通过《周易》这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儒家经典,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从而避免重蹈覆辙的教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是“参证史事”易学最好的注解。反观易学发展史,从汉代象数易学到宋代义理易学,无不与时代紧密连接,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与之相应的学术旨趣,宋代理学成为宋代文化的标志,“理”成为行事规范,易学在宋代随之也成为义理易学,其中“参证史事”易学是其中明显的标志之一,它的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找治国道理,在历史中完成经世致用。其实,“参证史事”易学是南宋社会的一个缩影,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现实的状况,又可以得知文化上的流行,时代与学术结合,是探讨社会发展的最佳组合。　　 南宋“参证史事”易学研究,将易学发展状态缩小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南宋,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注解《周易》的过程中,集中且大量出现了以史解《易》的著述。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周易》中涉及到自然与人类,可以重新塑造本土的本体论,从而反抗久已兴盛的佛教教义；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现实,文人可以借助解《周易》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理想与伦理观,甚至可以影射时政,因此以理解《易》成为时代所趋。而在理学兴盛下,以史解《易》异军突起,成为南宋易学发展的代表,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映了南宋现实,同时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参证史事”易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史学在宋代日趋成熟,经学在宋代日益复兴,经史结合成为必然。《易经》作为儒家经典之首,占据独有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史学与易学结合顺理成章。以李光、胡宏、杨万里、李杞、李中正为南宋“参证史事”代表,他们在引史证《易》的共同基调下,也存在些许差异,李光的引史经世,杨万里的援史用世,胡宏的经世致用,李杞的老庄、史事结合,李中正的象数与历史并用,在这微小的差异中,实际显示着易学发展潮流,表现着社会发展趋势,所以,从一个小小的学术角度入手,可以反映大大的历史世界。纵观南宋“参证史事”易学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周易》及其思想是贯穿南宋始终的,易学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空间,社会又给易学提供广阔的平台,将神秘的易学回归到实际生活中,才会焕发其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