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是宋代以后直至新文化运动的儒学形态,“儒家则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在政治、宗法制度方面的优势,自觉不自觉、暗地里或公开的把佛道二教的大量思想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之中,建立起一个熔三教于一炉的‘新儒学’”①。它是怎样形成的呢?一般认为韩愈的《原道》是其起点,但韩愈坚持对待佛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②的强硬观点,这与新儒学在实质上整合儒、佛的思路杆格难通,而李翱的《复性书》开始由“复性”入手讨论人性问题,对新儒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青年毛泽东说:“吾国之宋儒之说与康德同”,这是他在1917—1918年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Friedrich Paulson)《伦理学原理》时的批语,因为宋明新儒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③。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应该追溯到李翱的《复性书》,对新儒学的发展尤其是整合儒、佛、道的思维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翱是中晚唐时期著名的学者,青年时代“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论,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为本④”,他有志于修史,虽无史著,但面对儒、道发展迅猛而儒学发展缓慢的局面,他挖掘儒家传统的心性思想,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又吸收佛家、道家的心性思想,援佛、道入儒,创作《复性书》上、中、下三篇,重塑儒家心性理论,将儒家心性论从较为朴素的形而下的道德实践形态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增加了儒家心性论行而上的思辨色彩,提出了为“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⑤以避免人性受惑的方法。通过“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⑥以达到“至诚”之境界,在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理论纲骨等诸多方面都对新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李翱所在年代背景,剖析其继承传统的儒学心性论,并援佛入儒、尤其对于佛家《大乘起信论》及禅宗的继承和发展,整合儒、道、佛的思想创作《复性书》,并解读他的《复性书》对于新儒学的影响,最终对他的《复性书》在新儒学的发展中进行一个定位:即他是新儒学的真正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