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正式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制度，各省和直辖市根据本省的实际污染情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污染税收标准。本文先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面对污染税收，可能做出的减排投资、生产外包等生产和减排决策，得出缴纳污染税和进行生产外包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的结论。接着，本文引入资源错配和中间品的概念，建立投入产出经济模型，引出国内乘数和进口乘数的概念，分析乘数如何通过中间品的进口和使用，将各个部门之间生产联系起来。通过设定特殊情况，讨论了污染税扰动对于消费具有直接的消极作用，但也存在削弱负效应的间接影响。
　　本文结合Melitz(2003)创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说明污染税征收对企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创新性地利用Jones(2011)的投入产出经济模型，将模型分析中的税收扭曲具体化为污染税，分析政策可能产生的结果;使用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的2012年中国碳排放数据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进行量化分析。再对中国31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分析后，本文得出乘数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呈正相关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中，东部地区进口乘数最大，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西部和中部地区更发达的现实相吻合。
　　为了量化征收污染税引发的企业生产外包行为可能降低的污染水平，文章以与污染物性质相同的二氧化碳为例，引入外包水平的概念，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31个省份通过生产外包可以降低的二氧化碳水平，结果显示中国东部地区生产外包可以平均降低50.42％的二氧化碳排放，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数值稍小一些，分别为41.20％和39.83％。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为了应对污染税税收，企业会通过成本分析和比较做出生产外包的决定，单一企业做出的生产行为选择会通过投入产出矩阵牵动行业间生产发生变动，进而通过乘数影响整体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环保税收制度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扰动，会使得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偏离最优状态。因此总体来说，国家征收污染税有可能会降低经济社会消费水平和经济水平，污染税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具有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