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林业发展正在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由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向有偿使用生态效益、由部门办林向全社会办林业转变。生态林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制定了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实施的大型生态林工程、将森林分类经营、制定林木采伐许可证制度等，为提高我国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相应配套补偿制度的缺位，以上系列限制措施相伴随而来的却是合法林业权益人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护的问题——如何协调生态效益与林权人合法权益的关系，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所主要解决的问题。　　尽快建立健全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对于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正确定位、相关权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近些年来，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已在探索中展开并取得成效，但由于对生态补偿认识不统一、多方利益难以协调，补偿仍然停留在低标准、小范围“补助”的初步阶段，各学科理论界的研究也还不成熟，其中对于生态补偿的实质、补偿目的、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及手段等问题都仍未明确，这就需要在理论研究、林业发展实践中进行长期探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　　本文结合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经验及已有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对美国、日本、哥斯达黎加、台湾地区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的借鉴，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过程中补偿条件的设定、补偿主体及补偿范围的明确、补偿标准及补偿手段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利用CDM国际碳汇机制、生态林业基金方式的运用等与生态效益补偿密切相关的市场手段进行考察，试图构建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的大框架。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大框架构建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补偿条件的设定是指在何种情形发生时应当进行补偿，而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确定的问题也是补偿模式选择的问题——应由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问题，而补偿范围的明确则主要包括何种林种及何种所有制主体应被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偿标准及手段主要指补偿价值如何计算及通过何种途径可进行补偿的问题。　　通过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及对境外先进经验的考察，并结合相关经济学、法学基础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构建应以生态林业的持续发展及林权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为目的，它需要在森林生态效益、林业权益人经济利益及林区社会效益间寻求平衡点，进行利益的衡平。此种利益的衡平应是建立在森林生态效益客观存在之基础上或是相关林权人因国家发展生态林业之需要采用限制措施而受损失的基础上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认为，因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本身数额巨大、生态效益价值评估体系不完善、以生态效益客观存在为依据会造成补偿面过大等，使补偿以生态效益客观存在为前提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补偿应建立在国家对林权人相关权益进行限制的基础上。森林生态效益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生产、消费关系调整的市场失灵，因发展生态林业需要而采取政策措施所导致的林权人合法权益的损失，必须由政府主导进行补偿。补偿应主要针对在生态林建设过程中所有或所经营林被划入生态公益林范围内、被采取限制措施的非国有林所有者、经营者，而补偿数额的计算应以相关权益人因国家采取限制措施而导致直接经济损失为准，补偿额经确定后，补偿应主要采用资金、实物形式并辅以其他灵活方式进行。　　本文所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仅指政府主导的、对林权受限制主体的直接补偿。但由于生态林业工程本身浩大，单靠政府财政补偿会对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不利于林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之外，还应积极寻求市场灵活手段、社会公益支持等途径，为我国生态林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市场手段的运用包括CDM国际碳汇下国际资金的运用及生态旅游的发展等，而社会公益支持途径可包括发行生态林福利彩票、建立生态林业基金等。此外，从赋予林业税收、金融信贷优惠政策等方面入手，国家应继续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投资林业。因此在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进行研究时，对补偿制度外相关林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本身具有体系性、复杂性，而当今生态建设日益获得重视，林业物权改革逐步展开，全球气候变化框架下国际林业碳汇交易的发展，为进行制度构建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把握林业发展现状、顺应生态林业发展大趋势的同时，应积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健全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