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从乡村社会进入以城市为主要人口聚集区的社会，是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面对这样一种生存处境和理论困境：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职业化和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前奏，农民的现实命运和职业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未来道路选择时的可能性。　　 从2003年起，参与郑杭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华北农村80年的社会变迁”，深入河北省定州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该课题以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为主要样本，以李景汉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调查资料为起点，通过对定县80年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的连续性考察，验证一套转型期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以及完善结构转型，探索面向政策的“三农”问题以及区域社会经济问题解决方案。　　 农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和现实剖面。当农民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中一次次充当天平的砝码，当二十世纪农民问题成为左右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的社会主体，当新世纪三农问题一次次被提起并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更应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国家目标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民期待中，农民的现代化能否实现将成为至关重要的考验；在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理念与城市工业化的至尊地位中，农民的职业自主性能否得到解放将成为社会转型的基石；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模式选择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理想中，农民的主体力量能否得以释放将成为实践的动力。　　 农民职业分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劳动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职业则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外显形态。职业结构变迁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速度、规模、强度。职业结构不仅构成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而且扮演着连接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制度和领域的角色。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民的职业分化是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结果，但不同国家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和文化理性传统直接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规模、过程和结果。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需要理论上给予梳理。如何促进农民职业分化和社会转型，实现农民职业的平稳转换和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理论上给予指导。如何分析农民职业分化带来的社会结构新的变化，建构农民流动中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更需要理论上创新。农民职业分化不仅仅是农村劳动力或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是仅仅作为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的流动和配置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成员和社会阶层的流动并融合于社会的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现代化问题，需要在现代性的逻辑框架中分析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和有限理性的互构共变关系。　　 农民是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封闭的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的制度体系中，传统农业恪守着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秩序，难以形成普遍的社会分工，传统农民建构并遵循着“以农为本”的职业结构，难以实现其职业自主性，只能是依靠农户家庭内部的自然简单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分工与协作，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体系。　　 当西方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时期，在文化和技术上一直领先的中国落后了。在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的国门时，中国被迫走上了社会转型的起点。学术界将目光投向闭塞的农村、落后的农业和贫困的农民，在边缘的田野中各自开展调查，将不为人们所关注的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命运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如同晏阳初在定县针对“愚、贫、弱、私”的平民教育运动一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所有关注农民贫穷问题并假设制度不变的条件下所开出的治穷处方在一次次农村试验和实践检验中遭受痛苦、挫折和失败。最后只能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推翻旧统治、打破旧社会、摧毁旧制度，才把农民从贫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走上中国社会转型的和平发展之道。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经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集体化过程，农民有地种了，有饭吃了，农民的问题似乎得到了彻底解决。然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运用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安排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农村和农业里，社会现代化的有序转型和农民职业分化缓慢而迟滞，作为国家主人的农民连温饱都成问题。　　 随着1978年以农村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在历经“抑制城市化”长期分割出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在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主导“过度城市化”中实现平稳的转换，使得广大农村最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在现代性上与工业化城市化同频共振，甚至被工业化、城市化过程隔离开来，农村边缘化、农业生计化和农民身份化迟迟得不到有效转换。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的重中之重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已经成为学术界、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共识。农民职业分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职业分化中的农民也是社会转型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对城乡关系和社会协调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需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通过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制度创新和利益重组，使农民职业分化的弹性空间和稳定发展有基本的保证，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平稳转换，维护社会发展的有序运行。任何无视或低估农民流动这一结构性要素，都会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导致改革的挫折或失败，使现代化建设走上弯路或者走向死路。　　 第1章，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论文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等经典社会分化理论基础上，运用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以时间、空间和制度等多维研究视角，以定县实地调查为例，分析农民职业分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互构共变的关系，提出农民职业分化的制度整合与创新的方向。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事件一过程史研究方法探讨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演变过程，采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农民职业分化的状态及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采用制度分析方法建构社会转型与制度演变的互构共变关系，提出制度整合的一系列对策与建议。　　 第2章，农民问题的研究视角。从农民的界定和农民问题的设问方式可以看出，农民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从农民的农耕性质、乡土性质和职业性质来解释。但农民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从农民和非农民、农民和市民的相对地位变化为路径的，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本质上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社会转型期农民的分化交织着三个并行的过程：一是从传统型的农民到职业化的农业生产者(from peasants to farmers)的职业化过程；二是务农的农民到非农从业者(from peasants to non-farmers)的职业转换过程；三是从身份性的农民到现代性的市民(from peasants to citizens)的身份转化过程。因此，需要以职业为基础，以身份为轴心，以居住地为参考综合分析农民，探究农民进入现代职业体系的可能性和现实路径。　　 第3-5章，以定县(定州市)实地调查为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研究起点，分别考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三个不同阶段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农民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的反映，从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中，以人地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为纽带，分析农民职业分化，有助于探讨社会变迁和制度变迁内在的规律，理清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和未来趋势。　　 第6章，翟城村农民职业分化的实证研究。农民问题是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仅是历史发展中的宏观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变迁中的微观基础。为深入分析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和特点，笔者对翟城村住户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社区实证研究。正如米尔斯所说，“不参照贯穿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各种制度，就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的生活。”社区调查研究，是社会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是问题的具体化过程和接近过程，可以详尽考察乡村社区的自然地域、生产条件、劳动就业、社区生活，具有“解剖麻雀”的优势，理清制度运行中来自国家、村庄和农民多方博弈的过程。　　 第7章，在定县历史考察和翟城村社区调查基础上，着重分析农民进入现代职业体系的制度整合。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民的职业分化和职业流动不能简约为劳动力的转移，而是农民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约束下的社会流动，因此需要放到整个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现阶段农民职业碎片化是人地关系、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等多方面的制度体系不协调在农民身上的具体反映，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再生问题。但国家与农民之间往往不是直接的对话和碰撞，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和具体的社区连接起来。农民从乡下人到城里人、从乡村人口到城市人口、从务农到从事非农工作、从务农到职业农民的转变过程，是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因此，在农民走向现代职业体系的进程中，需要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通过农民市民化和乡土重建，实现农民职业平稳转换与社会结构均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农民问题是一个关联复杂的学术和实践问题。由于笔者水平所限，研究一定存在许多不足。我将持续跟踪开展定县调查与再调查，不断探究和构建本土化的农民理论，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