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是看到或想象他人的不幸经历或处境时，由于感同身受而引起的难过情感。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情感与理性之争，使同情以一种道德情感的姿态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视界，成为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辩护的重要依据。现代政治需要何种同情？是探讨同情与现代政治之关联性的核心问题。现代政治必定需要一种作为政治美德的同情。作为政治美德的同情，不是一种专断的、滥发的同情，而是一种超越本能冲动、合乎理智的同情。　　启蒙运动年代的卢梭，是将同情引入现代政治的典范人物。用阿伦特的话说，卢梭的“同情”缔造了除美国革命外的一切现代革命。可见卢梭的同情论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卢梭从反对“启蒙理性”出发，主张以情感来为人们进行启蒙。在“启蒙同情”的脉络中，同情从源于自然的情感本能，发展为适应于社会的个人意志，再上升到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公共意志，从而成为一种政治美德。一种广义上的理性精神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为了不违背道德诉求与自由意志的立场，卢梭只允许以理性约束自爱本能、以理性来引导容易产生偏见的个人意志，却从没有提出以理性来约束同情、以理性来规范公意。这样，当同情成为公共意志时，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政治美德。同情必须从公共意志坐实为政治中的道德规则，才是其作为一种政治美德的完整体现。在政治中形成一种同情的规则，无非就是要强调:现代政治不仅应当以道德来为合法性提供辩护、政治设计中应重视人性因素，而且应当由一套合乎理性的规则来指引政治领域中的各种动机、规范各种政治行为。　　想象力是形成同情美德的动力;具备关于人类境况的知识是形成同情美德的前提。在政治中确立同情的道德规则，就是要以理性为想象力划定边界，使政治中的同情想象保持必要的活力的同时，能够防止同情欲望的无限膨胀。在政治中确立同情的道德规则，就是以理性对同情的美德知识进行整合。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培养一种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为目标，也就是要培养政治生活中合宜的同情感。政治中的同情规则在美德教化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它作为一种经过理性驯化后的公共意志，成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政治中同情规则的建立，是以理性规范情感的结果，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理性共识的形成。同情规则的确立，传达了两重意思:第一，同情与理性是兼容的而不是对峙的。具体可以体现在道德情感所具有的合理性、同情美德能够作为理性抉择的结果，以及同情与理性享有共同的快乐感三个方面。第二，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虽然同情作为一种道德情感的积极意义应当被尽可能地突显，但不意味着同情就有理由完全摆脱理性。因此，在政治中建立起的同情规则，就是通过集合个人意志中的理智力量，对以同情为原点的公共意志进行监督与规范。这种集合起来的理性的个人意志，就是一种理性的共识。归根结底，同情的道德规则，就是一种基于政治共同成员之自由意志的、避免了任何形式的专制的理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