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制约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动力、思维方式以及审美价值取向，并渗透到作家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本身。“十七年”期间(1949～1966)，文学工作者的经济生活状况如何?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及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尚是一个有待探究的课题。 笔者通过收集整理有关文献资料，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对“十七年文学”与经济生活之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析。同时，本文对研究新中国文化体制的演变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史、思想史也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建国伊始，大部分作家不但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作品发表、出版还能得到相应的稿费。然而，什么样的作品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规范，是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作品很难有发表、出版的机会。当时，文学作品的供求机制被机械的、指令性的、垄断性的引导所破坏。现实生活中，经济生活条件不仅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动力、创作题材与方向，也是影响一些作家对人生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十七年文学”与经济生活之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社会“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政治因素往往将经济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淡化，甚至将其掩盖。被划为“右派”的作家通常都失去了发表、出版作品的资格，相应的生活待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作家因此中断文学创作。即使没有被批为右派的人，也都出言谨慎。作家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往往淡化对经济生活的追求。稿费制度处于尴尬境地，稿费一降再降。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导致了“文艺大跃进”的跟进，“文艺大跃进”又对“经济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民经济与文艺生产力都受到了严重损害。随后国民经济出现极度困难的局面，作家生活与创作都深受影响。1960年代初国家虽对各项政策进行了一些反思与调整，“极左”思潮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之后反而愈演愈烈。作家经济生活亦随之跌宕起伏，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态。文学及其创作主体几乎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 国家通过对单位组织的控制来实现对组织内人员的管理。专业作家集中于各级“文联”、“作协”等单位组织中，完成了从“自由撰稿人”到国家“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变。单位既保障他们的经济生活，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进行约束与监管。萧军的个人经历充分体现了单位组织影响下文学与经济生活之关系。 纵观“十七年”文学与经济生活之相互关系，受泛政治化、计划经济体制、单位组织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