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友善”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确立了“友善”在我国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亲社会行为是“友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实施亲社会行为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生活的张力、调解社会心态、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同时实施亲社会行为也是满足青少年社交、尊重等需要的前提条件，并关系到青少年未来的价值选择及价值观。基于此，本文以14-18周岁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探讨共情“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以及道德情绪、道德认知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共情的认知度以及培养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方法：本文采用《人际反应指标量表》、《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青少年道德认同量表》、《中学生内疚感量表》，在湖北省黄石市两所中学收集有效数据586份。
　　结果：(1)青少年的共情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上，并且内疚感水平较高，道德认同水平也较高，相应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也较高；(2)相关分析表明：共情、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与内疚之间两两显著相关，且共情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3)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道德认同与内疚在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为三条中介路径：一是道德认同的单独中介作用；二是内疚的单独中介作用；三是道德认同和内疚的链式中介作用。
　　结论：(1)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总体处于中等偏上，但亲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这与青少年的积极心境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相同。(2)共情、内疚等道德情绪越强烈，道德认同感越高的青少年群体，更容易做出亲社会行为。(3)青少年的共情行为通过影响道德认同感进而引发内疚感从而间接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