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是中国文艺批评特有的形式。作为一种文体，“品”在六朝时期大量出现。六朝“品”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在诗、书、画三个最重要的文艺领域，各留下了一部关于“品”的代表著作：钟嵘《诗品》，谢赫《画品》，庾肩吾《书品》。此三品虽在篇幅、品评方法以及审美旨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其共性也很明显，如三品都以概括精炼性的词组品评对象，以形和神的人体结构诸要素把握对象，以自然美比拟作品之美等。　　 六朝诸“品”联系着时代条件。文艺品评高潮的出现，建立在文艺创作的长期发展与积淀的基础之上；汉魏六朝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的发展造成魏晋思想界的巨大变化，带来了美的自觉；六朝审美性的人物品藻之风延伸到文艺品评方面；文的自觉和人的觉醒等。在种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审美性的“品”应运而生。　　 汉朝的察举征辟制度，促使了清议之风的盛行；而汉朝的土崩瓦解、魏晋玄学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汉末注重人物纲常名教的清议转变为以审美为目的的人物品藻。人物品藻包含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包括人物的才能、智慧和内在的精神性；外在方面则指人物的形体、容貌、姿态、举止、风度等。内在通过外在而感性地显示出来。因此，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阴阳、五行而来的神骨肉等人体结构，成为人物品藻对品鉴对象的把握方式；而这一把握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形、神、气、韵、骨等概念，直接定型在此后的“品”中。用简洁、形象、优美的语言对认识对象作概括性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所产生出来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方式，人物品藻则把它集中于人物，并以“目”的品题形式定型化。“目”的性质从政治道德转为审美后，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审美把握方式，并直接为各门艺术所接受，而“目”凝结为具体的定论，在六朝最后普遍化为“品”。　　 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表现于“品”在品评方式、品第观念和批评语言等方面，都受到了人物品藻直接而广泛的影响。如此说来，由六朝“品”的研究而得来的最重要结论，也许便是“知人论艺”：艺既由人创造，由为人便可见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