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老舍作品中的“城市平民”与“歧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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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形象中包含有这样一类“老北京人”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具有中国普通人的善良本质,但却又有不同的特点。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市民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这一类型的市民形象做全面解读分析。
  关键词:老舍;城市平民;歧途人
  老舍创作的作品中市民形象很丰富,我们把它简单的分成两类:好人和坏人。据此好人的名单里应该有赵姑母、祁老人、祥子、王德、马威等人。坏人则是蓝小山、小赵、冠晓荷等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恶霸、汉奸之流。老舍是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并未能深入到这些坏人的内心进行具体挖掘,而总是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很表面化地描绘这类人物,致使人物形象大打折扣,流于单调。我们在此就不再做进一步分析了。文章论述的重点是前一种人物形象中的城市贫民与歧途人。
  一、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这是些被压迫被损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包括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等。他们身上既没有老北京人身上的优越悠闲,也没有理想市民身上“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大志。他们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但现实太残酷了,他们无论多么辛苦却仍然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处在城市的最底层,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虽然他们身上具有诚实、善良、勤劳的优良品质,却摆脱不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弱点。这是老舍所描写的市民形象系列中最多最感人的形象系列。
  祥子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因此进城后在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有骆驼一般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禀性,为了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三起三落的买车的苦难际遇,都没有把他彻底打倒。但他身上所具有的“有价值的东西”却被社会一点一点“吃掉”。祥子作为农民小生产者,本来就具有农村封建宗法制的封闭性、落后性、狭隘性、自私性。他自私偏狭,“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关心他的车”。他和自己的阶级兄弟争生存权,干一些“抢座儿”的丑事。他政治上无知无识,麻木愚笨,对现实缺乏认识。拉车的时候,祥子感到一种劳动的愉快和陶醉,似乎有一点“为劳动而劳动”的味道,类似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但倘真完全如此,则祥子就用不着买车了,租凭了车来拉也差不多。更主要的,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祥子不仅远不可能把劳动当作乐趣,而且,他所陶醉的高等洋车夫那种带有虚荣的表现欲望的劳动,在意识里已经暗含了高人一等的小生产意识,尤其是,他暗暗渴望的,还是成为有厂子的车夫。他身上还有潜在的小市民那种占便宜的意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1]他本来是只想与虎妞玩耍玩耍的。小市民意识里是没有洁身自好这样的高尚情操的,小市民的从丑恶里去寻找陶醉的思想,也是他受诱惑上当的原因,他认为一堆碎铜烂铁中,也有一二发光的物件。这就是可爱可怜可悲可叹的独一无二的祥子形象。
  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描写下层人民的不同,老舍不是取着鲁迅式的纯粹知识分子化的观照态度,而是把自己自觉又不自觉地融入了其中,当成了市民社会的一员。就像田仲济同志描述他与京韵大鼓艺人富少舫(山药旦)的关系:“……他对旧社会底层人物的感情,他不是同情,而且具有亲如兄弟的感情”,[2]在这种“亲如兄弟的感情”里,老舍实在不是为了某一写作目的才去熟悉社会,结识市民的,他本身就对此满怀深情,而且永远浸润于“市民”之中。老舍精神的内层便是一种积淀深厚的现代市民精神,而且是自觉追求中的市民精神。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3]
  二、歧途人
  所谓歧途人是指那些受西方文化误导的青年人。他们本质并不坏,但因未能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经常做出可笑或可悲的事情。“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开放式的态度看待西方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立自己的民族新文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时也的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味接受西方文化,只取“西式”皮毛,甚至将西方社会劣性东西也输送到中国来,从而污染了一部分青年的灵魂。
  《赵子曰》中赵子曰没有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正确影响,思想浅薄得可怜,却偏要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来装饰,甚至将“五四”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歪曲为打校长、打教员、无故闹风潮。“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这种“志气”是受西方文化“动”的形态影响下的“志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老舍没有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金戈铁马,大浪淘沙中所做的文化心理选择。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就带上2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以冷静、务实精神,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明确认识到“五四”反封建的进步性,特别赞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旧礼教、旧道德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当初被“五四”文化新军猛烈扫荡过的“孔教”、“儒学”已形成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潜藏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人物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制约着他们。也是通过对“五四”的反思,引起老舍对东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审定。赵子曰形象的出现正体现了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尤其对西方“个性解放”、“自我恋爱”等文化思潮,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蓝小山、欧阳天风、小赵、胖校长侄儿等人组成的“孔教打底,西法恋爱镶边”的“自由恋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完全把女人当成玩物。《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失身于胖校长侄儿后正式上市“卖肉”。这些在西方“文明”包裹下发生的悲剧,更令人感到恐惧、心悸。相反,那种以东方情调——或由父母包办、或由媒婆摄合的婚姻,却显得和谐、平静。像祁瑞宣与韵梅组合的家庭,就最能体现这种和谐、静美的东方式婚姻特点。看来,老舍是从文化角度突出西方现代生活因异化而带来的困惑,苦恼,痛苦,然后再用东方文化加以补救,以东西方文化伏劣互补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的。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田仲济.回忆老舍同志[A].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上卷)[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3]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J].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03)
  作者简介:成艳军(1984—),男,汉族,河南鹤壁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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