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不足与编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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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作为母语学科,面对着最广大的人群,蕴藏着丰富的性别教育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综观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虽然较之前版本有所进步,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本文拟就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不足作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编写建议,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女性形象不足的表现
  1.女性形象边缘化
  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植根于人们脑海当中,男性是这个社会的主导者,以男性的视角来审视评判女性,女性被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远离社会生活领域,这种社会性别定势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作品取材于生活,生活中的影子会折射在作品当中,男性掌握着话语权,女性则成为一种边缘化的符号。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两性在社会上拥有的机会、资源不平等,从而导致女性一直以男性的附属关系而存在。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女性,祥林嫂两次从夫家逃出来,却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从一而终”。祥林嫂年轻时死了丈夫,成了寡妇,正是“夫死从子,无子从夫家”的封建思想让她成为夫家的附属品。祥林嫂被婆家当作商品卖给深山里的贺老六,改嫁后,她的名字并没有改为贺老六嫂,人们依然叫她祥林嫂,可见在传统的男性社会中,男性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女性再嫁二夫却被社会所不容。嫁给贺老六时,祥林嫂拼死反抗就是“一女不能嫁二夫”的思想在主导着她,使她宁可牺牲性命也不愿再嫁人。对于祥林嫂的悲惨命运,鲁镇的人不仅没有同情,还以其冷漠麻木让祥林嫂更痛苦。四叔认为“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祥林嫂即使用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了门槛,在祭祀时仍被当作异物。“我”作为一个有着新思想,见过世面的新型知识分子,祥林嫂想在“我”那里得到支持与安慰时,“我”想到的只是逃避,并没有也无法帮助她,连最后的一点精神支柱都倒塌了!祥林嫂生活在男权社会中,被压抑、被歧视,无法去抗拒甚至去掌控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边缘化的女性形象。
  《琵琶行》中,琵琶女亦是一个典型的被边缘化的女性。诗之开篇“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即已奠定了琵琶女被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万物凋零之秋与琵琶女年老色衰相映衬,也为后文琵琶女自叙幼年风华卓绝、年老色衰嫁作商人妇埋下伏笔。“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未见其人,读者已经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愁肠满腹的女子。诗的全文,可以从三个层次论证琵琶女的边缘化身份。首先,早年她身为京城歌妓,即已是一个边缘女性,歌妓的身份使她不得不流连于歌舞场,卖笑为生,“五陵年少”也只是把她当作玩弄的尤物而已。出身的卑贱,使她注定只能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女子。其次,长年歌舞生涯,使她无法享受到正常少女所应享有的家庭温情与爱情,不得不在年老色衰后嫁做商人妇。在当时社会等级中,士农工商,最末等的是商人,所嫁之人又使其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最后则是商人的“重利轻离别”,再一次使琵琶女陷入无助悲惨的边缘境地。年老色衰,再也不会有“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盛景,老无所依的流离之苦,使得琵琶女一次次“梦啼妆泪红阑干”。
  《辛德勒名单》中的海伦是一位犹太女佣,她的生死取决于辛德勒和高斯的输赢,她已被物化为赌注的对象。女工们也只是作为一个衬托存在,她们手无缚鸡之力,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更别说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女工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像一只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绝望地做垂死的挣扎,她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在这篇以男性为主的选文当中,女性的名字很少出现,她们只是作为边缘化的人物而存在。
  2.女性形象刻板化
  西方著名記者Walter Lippmann最先使用“刻板印象”这一概念。长期以来,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教材,对女性刻板印象已显而易见,导致教师、家长和学生对女性角色的看法也具有单一性。
  统观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处于边缘的地位,其在文本中的角色也有待商榷。她们大多都是以贤惠、悲苦的家庭女性形象为主,家庭妇女形象占了将近一半。女性被禁锢在家庭当中,以“贤妻良母”的标准来要求母亲和妻子,女儿则要求“乖巧听话”,这些固定的印象长期以来存在人们的脑海里,习惯性将女性固定在狭小的家庭领域里,不愿用肯定的眼光来审视女性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亡人轶事》中的亡妻就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她腼腆害羞、勤劳质朴、礼教观念很重,为家庭无私付出且易于满足,集合了传统女性的美好品质,书写了一代传统女性的美德,满足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有更多的社会角色,教材中女性仍然是以家庭角色出现,难逃固定的模式。家庭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女性在家虽然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却仍然得不到社会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在社会潜意识当中这一切似乎被当作理所当然。
  选文中的32个女性里,只有《最后的长春藤叶》中的画家苏艾、琼珊和《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学生刘和珍这三位女性角色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承认和尊敬的,我想原因是她们除了家庭角色外,还拥有一定的社会角色。《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以现在的眼光来说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但在当时社会歌女是不被尊重的,年老色衰后只能嫁做商人妇,回归到家庭的她也只能终日在家,丈夫在外经商,这也是传统女性的一种模式化的角色定位,女性终究要回归家庭。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刻板的印象。
  关注女性家庭角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社会性,很多女性在承担家庭角色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社会角色当中,各行各业都能看到优秀女性的身影。作为育人载体的教材,不能只关注于女性的家庭角色,应该打破传统的女性刻板印象,适当多选入一些与时代相一致的反映当前思想独立女性的文章,使之对女性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一味把女性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当中,把女性形象固定化、刻板化,中学生会对女性形象的认知形成定势,无法真正地把握女性特征。不利于女生以后的角色发展,男生也会对女性形成偏见,更不利于平等性别意识的形成。   3.女性形象缺乏时代感
  新课标要求选文体现时代性,作为教材内容不可或缺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也要体现一定的时代性。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古代女性和近代女性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以当代女性为主角的只有《我与地坛》中的母亲和《最后的常青藤叶》中的苏艾与琼珊这三位。我们不可否认古代和近代女性所体现出的教育价值,其应用于当下也不过时。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很大程度地提高,不乏优秀杰出的女性,她们走出家庭,进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成为新时代的风向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相反无才的女子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纲常伦理的封建礼教已不是女性身上的一座大山,随着女性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女子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已渐趋减弱,新时代的女性应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育人载体的语文教材,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正确反映女性的真实风貌,彰显全面、富有个性色彩的女性形象。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缺乏时代性的女性,或者说缺少与学生现实生活贴近的女性形象。《安妮日记》中的安妮·弗兰克和《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都是学生,学生的身份会让高中生亲近一点,但她们都处于战争混乱时期。小安妮是成长中的少女,面对战争的逼迫和种族的迫害,她内心惶恐却又寻求安慰,自我成长,渴望自由。刘和珍面对军阀专制,能够不惧生死,毅然走上保家卫国的抗争当中,做一名爱国的勇士。虽然她们的学生身份让高中生感到亲切,但处于发展中的当代学生与她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无法体会到当时社会环境对她们的迫害,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体会不到,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她们所处的时代离当代的中学生相距甚远,当代的爱国与那时的爱国也有所区别,当代的爱国不需要我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政府的打压,而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女性形象时代性的缺失,使学生难以从教材中寻求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经济地位的新时代女性作为自己的榜样。
  可以说教材中女性形象被边缘化、刻板化和缺乏时代感等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当下教育工作者去思考。
  二、关于教材编写的建议
  1.教材编写者要加入女性,融入女性视角
  关于女性的课程在大学里面屡见不鲜,但中学中有关性别课程却鲜有开展。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者性别情况如何呢?笔者对此作了一个统计分析。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全是男性,连一个女性的影子都没有,男女编写者的比例严重不平衡,从编写者的性别就直接体现性别的不平等,更别提公正的性别视角。男女编写者对于课文的选择视角会不一样,男性编写者自幼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不可避免留下男权主义的痕迹。编写人员很难摆脱自身的性别定势,“男主外、女主内”、“贤妻良母”的思想会不自觉的成为集体无意识。如果连育人的载体也传达出这种思想,这种思维定式势必很难改变,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中。女性编者会比男性编者更加了解女学生的需要,清楚女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她们可以根据高中女生的特点选择一些更利于她们发展成长的文章,更好地实现男女平等性别观的形成。
  我认为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要加入女性,听取女性的意见,考虑女性群体的发展需要,从性别视角来平等公正地选文,教材编写者的队伍首先要实现性别比例的平衡。同时男性编写者要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武装自己,克服自身的性别定势,正确呈现女性的活动和思想,多方面展现女性的特点,坚决抵制对于那些扭曲女性的文章。当然了,编写出一套优秀无可挑剔的语文教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2.增加女性作家和女性角色的数量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112篇中,女性作家的作品只有9篇,所占比重过少。现当代的文坛已不是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占据半壁江山。她们以细腻的笔触,敏锐的情感,独特的视角来书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自我的审美观来审视自己,改变了女性在男性笔下的定势形象,改变了女性被物化的局面。通过女性的文章来走进女性的内心世界,听听她们的心声,从她们的喜怒哀乐中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无疑会有利于我们对女性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坛中不乏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家,比如冰心、林徽因、丁玲、萧红、张爱玲、王安忆、铁凝、严歌苓、迟子建、张抗抗等等,女性作家的数量正日渐增多,她们用自己的文字书写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适当增加女性作家的作品,能让中学生从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多角度了解女性形象。
  教材中女性作者的选文偏少之外,选文中的女性角色数量也偏少,在112篇选文当中,只有17篇有女性形象。教材中描写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会不自觉的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会不自觉的去探讨研究他們,过多男性话题会让学生的注意力都放在男性身上,忽视了女性形象的问题,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会缩小中学生对女性的关注。只有女性角色不断增加,才能为女性形象研究提供大量资料,中学生才能领略各色的女性形象,激起探究的兴趣。角色的增加是研究女性形象的充分条件,因此,提高女性角色出现频率至关重要。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并不缺乏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编者应适当增加选文中女性角色出现的频率,适当增加女性主角的数量,丰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促进男女角色比例的谐调。
  3.丰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
  教材中的女性数量不仅量少,女性形象的定位也过于单一化,不能够全面地展示女性的特征风貌。我们教材中的女性基本都是传统印象中的纯情少女、贤妻、慈母等角色,她们被限定在狭隘的家庭私人领域中,把家庭视为生命的全部,却忽视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教材中的男性主要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他们勇敢正义,充满智慧。女性则主要出现在家庭生活领域,她们善良、软弱、无知,对男性充满依赖,是男性的陪衬。而事实上,男性并非都勇敢聪慧,女性也并非都软弱无知,但文本中这种单一刻板的女性形象会在学生心中形成狭隘的偏见,认为男性强壮、女性软弱。   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不仅有温柔、贤惠的一面,也有坚强、独立的另一面,如《简·爱》中的简爱就是一个自强、独立的女性,虽平凡却自尊、自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格的崇高与敬仰。我们教材中应充分融入女性视角,增加不同身份的女性,提高成功女性的影响力,新时代的女性不仅承担着家庭角色,她们身上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角色,在本属于男性的领域,照样可以游刃有余。现实中的男性也不是完全主外,有很大一部分的男性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照顾家庭上,洗衣做饭的男性比比皆是,所以男性也不都是刚强形象,无论男女,其自身性格特征都有利弊,我们要正确看待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崛起,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越来越重,包括女政治家、女商人、女科学家、女教育家等等,可以说女性活动在社会的各行各业。2015年10月5号,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作为一名女性,她勤奋努力,钻研科学,发现了青蒿素,是医学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她将永久地被载入中国科学的史册。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多杰出的当代女性,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所尊重认可,而不是依附于男人,这些优秀的女性不应沉默于时代的变迁当中,教材编写者应看到当代女性的杰出成就,适当有选择性地选入中学课本,让学生看到当代杰出女性的风采,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总而言之,语文教材编写人员要增加女性,首先要达到编写人员相对平衡,再者要适当增加女性作者和女性角色的比例,促進女性形象的全面性,紧跟时代的步伐,展现当代女性的风貌,从而保证在选文上的性别平等。
  对于正确解读教材中的女性形象问题,离不开我们一线工作者——教师的努力,教师自身要有性别意识。再好的教材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学生对于女性形象的解读就难以突破传统的固定模式,教师要引导学生多元化解读女性形象,领略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感受不一样的女性魅力。多元化解读对于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教师本身的文化底蕴、意识形态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很难把握多元化解读的要领。教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来充实自己,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解读文本,引导学生更全面、更多元地认识女性。
  教材中的女性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于性别的认识和定位,对其生理和心理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男女平等不光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学生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打心眼里承认女性和男性一样,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教育。教材中的男女形象比例、特征、习惯等都会影响性别观的形成,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学生进行性别观的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男女平等不仅体现教育机会的平等,教材中的男女形象也应该体现一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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