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是我十分敬重的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他用自己的思想光芒和高尚人格铸造的文学作品，为我们亮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他始终高度关切时代进步和现实生活，赤诚地为人民抒写的人民情怀，永远启迪和激励我们坚韧前行。
　　在 1978年一次與业余作者的座谈会上，他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文艺作者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 ”并说：“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 ”由此可知，柳青的《创业史》之所以成为时代的经典，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觉。柳青还说过：归根到底表现“作品布局上的缺陷，的是作者对题材缺乏深刻理解，对主题思想把握不定。这从根本上降低了作品的质量，任何素描能手和修辞专家都不可能用个别细节描写的雕虫小技来补救总意图的肤浅。 ”这就正好印证了列夫 ·托尔斯泰说的：不在于人
　　“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物的雕琢，而在于作者本人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段话的核心就是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态度。
　　柳青始终把对时代生活的态度当作一个作家主体重建的严肃命题，他坚信作家要成功地塑造时代新人，其前提就是作家自己要成为时代新人。文学新人之新，就在于其心中装着人民，让自己的理想和精神在人民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故事其“梁生宝买稻种”实就是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买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第二年的秋天，王家斌（梁生宝原型）胜利合作社的 1000多亩水稻获得了大丰收。柳青在皇甫村深扎 14年时间，总是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新制度创立的伟大事业之中。
　　回顾我自己的文艺创作经历，无论是写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电影、戏剧，其作品得失，都从根本上反映了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态度。其决定因素取决于自己对人民的情感深度。
　　我的具体感受是：必须懂得文艺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是反映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召唤和生活的真实与客观;必须懂得文艺创作要有宽广视野和博大胸怀，把握时代整体发展的方向，而不局限于一己之见;必须懂得文艺创作的关键取决于作家对人民热爱和赤诚情感的浓烈，还是淡薄甚至冷漠，都会从作品中反映出来。
　　2017年，我创作的电影《热土》被国家电影局推荐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九部重点影片之一。我体会到，首先要有对农村改革的制度自信，对当代农民的新观念、新的精神追求与时代生活有充分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为此我多次深入农村采访，召开座谈会，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接触剧中的典型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美点、亮点、痛点、焦点，从而使塑造的典型人物既有时代特征，更有思想光芒、情感温度与力量筋骨。比如《热土》中的主人公田韧，就是来自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回乡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真实生活原型。我从与他的接触交谈和现场观察中，既发现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矛盾焦点，也看到了新一代农民新的精神风貌的亮色和美点。通过艺术的真实，塑造出让观众可亲、可爱的典型人物，并从他选择拼搏的奋斗过程看到现实中改革的艰难，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其实，《热土》写的就是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中国在最近三四十年间，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的转变和土地从解冻到一度冷寂又重新热起来，充分说明了中国“三农”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性转折和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价值。同时，也凝聚了中国农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经验与情感经历。在这个故事中，让人们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奋斗和希望，并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审美价值。
　　最近我又在创作电影《小镇河长》，我已三次深入到基层去与各层级河长一道交谈、探讨河长制带来的河流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和新的河流管理制度产生的巨大作用，并深入到他们的工作、生活之中，去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感情波涌，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受到灵魂洗礼，和对时代生活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从而做到对《小镇河长》题材的深刻理解与主题思想的正确把握，在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自己的灵魂，使自己的作品不失真，与时代相匹配，共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