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汉王朝的势力进入西南。汉武帝册封滇王，赐其金印，一派欢好。但就在滇王享尽恩宠之时，滇人却突然从历史中神秘消失，从此再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
　　今天，八百里滇池依旧烟波缥缈，这里曾是古滇人的福地，周围的石寨山、天子庙、羊甫头等史前遗址将古滇国的脉络宛若史书一般串联起来。
　　
　　石寨山上那束野花
　　在石寨山滇国遗址的铁门打开的一刹那，滇池送来阵阵微风，白色野花随风摇曳。野花之下，便是著名的滇王之墓。
　　石寨山是滇池边上一个小山坡，远望如同一条鲸鱼，旧名“鲸鱼山”。1952年，一位叫方树梅的学者在昆明古玩市场看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青铜器，古董商告诉他，文物是在滇池边收来的，这才有了石寨山等遗址的发现。1955年，这里发现的古滇国墓葬群轰动全国。迄今为止，石寨山已发掘墓葬86座，有滇王之墓，也有武士墓与平民墓——附近的百姓看到石寨山风水颇佳，把祖先也埋了上去。
　　从古至今，石寨山一直是块福祉之地。
　　1956年，那一枚著名的2.4厘米见方的黄金印章就是在石寨山遗址出土的，印面以隶书刻着“滇王金印”四字。
　　众所周知，汉王朝流行隶书，这枚金印应该是滇王投诚后汉朝赐予的官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剿灭了滇国近邻劳深、靡莫两个小国，兵临滇国城下。滇王无奈，举国投降，并于同年入朝觐见武帝，结果竟手持金印荣归故土。适时的投诚给滇王带来了无限荣耀，在邛人、昆明人尚在与汉朝军队殊死搏斗之时，滇王已享受着无尽宠信。在滇王墓地，曾出土过一件残缺不全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朝皇帝或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的用玉片缀成的衣服。中国古代历来有崇玉之俗，认为玉器可以使人的尸体不朽。由此看来，滇王的地位可能与汉朝的“异姓王”差不多，难怪《史记》说“滇小邑，最宠焉。”
　　不过传说末代滇王尝羌死后，子孙将金印随葬，由此触犯了汉王朝失印革职的规定，子孙就此被取消了滇王的封号。这枚见证着滇国荣辱与家族兴衰的金印，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滇国史。
　　今天，滇王之印与金缕玉衣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中。在我看来，这两件文物实际上代表着古滇国的终点：当滇王将汉王朝的官阶奉为上品时，滇国也就湮没了，此后那些屈辱的朝拜者，充其量只是掌管着汉朝“小邑”的官吏罢了。
　　
　　滇池边上的流亡者
　　石寨山下，便是石寨村。50岁的陈深和手拿铁盆，正给猪拌饲料。猪圈就砌在厨房里，家中也由此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猪圈味道。
　　石寨村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地取土，因为土中夹有大量贝壳，今天斑驳的土墙上仍夹杂着白色的贝壳，阳光照在上面，空气中飘舞着呛人的粉尘。考古学上，堆积如山的贝壳被称为“贝丘遗址”，它们的出现，暗示着滇池一带已是古人的乐土——迄今为止，滇国遗址出土的海贝数目惊人，有数十万枚之多，这些海贝，或许是古滇国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财富。
　　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几处滇国史前遗址，皆分布于滇池沿岸，石寨山离滇池更是仅有数百米之遥。昆明位于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交接地带，远古的山体运动造就了八百里滇池，最早的滇人，可能正是从滇池一带发迹，尔后逐步向外扩张。高原湖泊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富饶的物产，为古人提供了最早的避风港。
　　关于滇人最早的起源，在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库房我有了答案。一排排简陋的木架上，密密麻麻堆放着各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杨帆领队说，研究远古人类迁徙与融合的重要证据：比如小平底陶器的出现，往往与氐人不无关联，这在三星堆、金沙也有出土；双耳陶罐则游牧民族经常使用。从库房里堆放着的小平底陶器、双耳陶罐、圆底陶罐看来，滇人似乎是一个复杂的部落联盟。
　　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的河谷地带，历来是古人迁徙的天然走廊。史料记载，羌人大禹建立了夏朝，商代夏后大肆清算，羌人纷纷南迁；春秋时期，楚国日渐强大，江汉一带的濮人无奈，也只有南迁逃避。而云贵高原历来是流亡民族的避风港，众多逃亡者给滇池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在远离中原王朝的西南边陲，这些逃亡者走在了一起，并逐渐联合成一个王国——滇国。我们现在看滇国遗址出土文物觉得跟中原文明像，跟楚文明也像，就是这个原因。
　　


　　陈家门口一个小山包旁，有几个直径约半米的坑，陈深和说，这是邻村的村民半夜摸上来挖的，整个石寨村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盗洞，村民有时候走得好好的，“扑通”一声就滚到盗洞里了。
　　
　　滇人一曲伤感的悲歌
　　滇国遗址出土的文物大多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中，其中最有魅力的无疑是众多精美的青铜兵器与贮贝器。“国之大事，维祀与戎”，这个中原的传统在滇国也不例外，它们让后人看到了滇人的血性与心灵。
　　狼牙棒、铜锤、铜棒、蛇纹铜矛、弩机、大斧、盔甲、盾牌、戈、钺、剑，一件件青铜兵器整齐地排列在橱窗之中，纵然已埋藏了2000多年依旧寒光闪闪，仿佛随时能跟随主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能在剽悍的西南夷中生存下来，兵器无疑是滇人最好的生存依赖。
　　贮贝器器形宛如铜鼓，里面可存放大量海贝，遂名。
　　在一件青铜贮贝器上，滇国的工匠给我们描绘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滇国将领身穿铠甲，头戴头盔，手持长矛冲入敌阵，马蹄下踩着一个昆明人的背脊，昆明人肩上背负盾牌，不甘心伏诛，左手支撑在地，妄图做最后的反抗；滇国士兵左肩负盾，肋下佩剑，手持长矛，一个留着辫发的昆明人正跪地求饶。
　　可是考古学家证实，滇国的疆域始终未能跨出今天昆明市的范围，附近的祥云、楚雄早已为古昆明人把持，而向西，威宁一带的夜郎国也是滇人强劲的对手。贮贝器上的胜利场面，看来只是滇人聊以自慰而已。
　　另一件直径30厘米的“杀人祭铜柱”贮贝器上雕刻着52个人物：中央是一根双蛇盘绕的铜柱，柱顶有一猛虎，柱旁是块木牌，一名裸体男子被反绑在牌上，几个梳着发髻的仆人抬着一位高高在上的贵妇人。贮贝器上的铜柱可能是史书中记载的社柱。先秦时期，社柱是诸侯标志，标志着征收贡赋、杀人祭祀的权力。而在一面铜鼓上，一叶扁舟载着几个巫师模样的滇人似乎正欲扬帆远航。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个不知年代的历史瞬间被一个不知名的工匠用青铜浇铸下来，凝固成一个永恒的画面。
　　“礼之不存，求诸野人”，古滇国的祭祀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古礼”的再现。汉高祖刘邦上台后，取消了诸侯立社柱的传统，这种古风却在古滇国顽强地保留下来，在滇池之畔保留了一份对于“古礼”遥远的守候。
　　然而，这守候未能持续太久。汉武帝之所以宠滇，无非是想利用滇人牵制夜郎，阻隔昆明人的东进之路。等到夜郎被灭、昆明人被破后，滇人亡国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个成语叫“夜郎自大”，最先自大的其实是滇人，汉朝使者来到滇国，滇王问：“汉孰于我大？”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孰于我大”的汉朝竟成了滇人永远的梦魇。
　　西汉年间，滇人从滇池一带神秘消失，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王国的命运。有人说，滇人南迁到了西双版纳一带；也有人说，亡国的滇人始终没有停止迁徙的脚步……站在石寨山上，滇池风景依旧。墓地上，那束野花仍在风中摇曳，宛如一曲伤感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