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乃至更早，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部落，他们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战乱、暴力、血腥乃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他民族如同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这个部落便是昆明人。
　　
　　由于昆明人的剽悍与勇猛，历来秉笔直书的史家司马迁也未留下太多的记载，《史记》中零星的记载被后人认为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但却成为我们探秘昆明人为数不多的线索。
　　
　　一个伴随兵器而生的民族
　　在祥云到大理的高速公路上，我蓦地意识到，我已经迈入这个强悍民族的地盘。古时，盐源、祥云、楚雄、大理均是昆明人的势力范围。若时间退回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没有一个民族能轻易从这里穿行，更别说像我们这样开着越野车疾驶了。汉武帝为了开拓疆域，驱使一批批使者远赴西南，探寻通往掸国（今缅甸一带）、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每到此处便遭到古昆明人截杀，无一幸免。
　　昆明人与现在的昆明并无关联，之所以闻名遐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剽悍与武力。
　　在大理州博物馆，剽悍的昆明人已经亡去，橱窗里的遗物却仍透着赫赫武风。一把把宝剑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剑柄是螺旋的，这样的设计显然更适用于实战；铜矛柄身笔直，顶部如柳叶一般锋利无比，刃部依旧闪烁着冷光；更有甚者，铜矛出土时竟然一束束捆绑在一起。昆明人的兵器，很少追求装饰与美观，每一件都是实用器，也许在他们看来，兵器的唯一目的在于将敌人一击致命，过多的装饰反而影响使用。
　　对于昆明人，司马迁写道：“皆辫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庞大的版图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战争。1974年，楚雄万家坝遗址出土了一些奇怪的军事用品，比如一副铜臂甲，可能是战场上的护腕，这在同时期的中原遗址从未出现过；铜矛上大多残留着木棒，似乎刚刚从战场退役。如果这些军事用品真的属于昆明人的话，史前那个“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很可能被低估了——这个部落拥有着惊人的战争智慧，他们在装备上动的脑筋可能正是其剽悍的原因。
　　


　　这个遗址位于龙川江青龙河西岸，距离楚雄博物馆仅3.5公里，大约3000平方米的地下世界，埋藏着79座古墓，棺椁之中，矛、戈、剑、钺、斧、镞等兵器应有尽有，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
　　公元前1世纪，罗马士兵扛着短剑、投枪和盾牌走遍了世界的许多角落，士兵身上没别的，就是保持体力的盐巴与锋利的兵器。昆明人墓葬中简单的遗物，同样令后人感受着他们强硬的性格。楚雄博物馆馆员苏晖说，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来，这个古老部落热衷的就只是制造兵器、开疆辟土，兵器与战争伴随着昆明人一生，而当他们死后，见证着血性与搏杀的兵器亦跟随着士兵一起下葬。
　　79座墓葬，埋藏的可能是79个勇士的亡魂，79个腥风血雨的片断。
　　
　　苍山洱海造就了昆明人强悍的性格
　　昆明人“毋常处”，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不过游走的脚步却从未离开过洱海。他们以洱海为中心，不断拓殖疆土，最远达四川南部，“地方可数千里”的庞大地图带给他们难以言传的满足感。
　　洱海沉郁磅礴，霞光从树梢穿过，洒在起伏不定的湖面上，偶尔有几只凫鸟从水上掠过，迅速消失在晨曦之中。
　　当我们来到洱海边喜洲古镇沙村乡时，杨六斤和老伴刚刚打鱼归来，局促的乌篷船挤着祖孙三口，小孙子在船舱里探出脑袋，老伴则将一条条鲤鱼、鲫鱼掂了又掂，打的鱼得趁新鲜送到大理古城的饭店，能卖7元一斤。乌黑的鱼鹰精神抖擞地立在船舷上，杨六斤煞有介事地给鱼鹰排着座位，阳光从帽檐漏下来，映在他古铜色的脸上。
　　沙村乡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不过，像杨六斤这样用鱼鹰捕鱼的并不多，家家一两条铁皮船，横七竖八地停在洱海浅滩上，大多傍晚下网，第二天清早收网，一到黎明，波涛汹涌的洱海上就能看到一艘艘铁皮船在浪尖上摇晃。
　　2000多年前统治洱海的，正是昆明人。昆明人也以捕鱼、狩猎为生，沙村乡居民简单的生活很容易令人想起他们。
　　当然，跟古滇人一样，控制着千里地盘的昆明人也可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部落联盟，昆明人还保留着单人葬、母子葬、解肢葬、无头葬等多种葬式，由此看来，他们之中，有濮人、笮人、叟人，可能还有一支来自中亚的南斯基泰人。
　　历史上的云贵高原一直敞开胸怀接纳着来自各地的逃亡者，流亡令他们走到了一起，这个剽悍的部落又令更多民族成为流亡者。考古学家证实，昆明人一直致力于北迁，北上的脚步跨过金沙江，很快触及邛人地盘。历史上的邛人素以庞大的大石墓为部落标志，昆明人出现后，整齐的公共墓穴最终取代了大石墓。正如苏格兰社会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所说：每一代历史文明都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为核心，而结束以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场。
　　
　　


　　最早敲响铜鼓的部落
　　“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唐代诗人白居易看到夷人敲击铜鼓，夷女翩翩起舞，不由击掌相庆，赋诗为乐。历史上的铜鼓价值不菲，上等铜鼓价值牛千头，纵然如此，西南民族却仍趋之若鹜。究其原因，铜鼓是部落的灵魂与根基，部落祭祀时需擂铜鼓助兴；两个部落厮杀，族人敲击铜鼓助阵，喊声震天。那浑厚的声音，敲响的往往是一个部落的脉搏。
　　1975年，楚雄万家坝出土了一些铜鼓，铜鼓内部附有烟炱，这批铜鼓也被认为是中国铜鼓的源头。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中国第一批铜鼓可能正是出自昆明人之手。史书记载，昆明人“辫发、曲头、木耳”，意思是结发为辫、在额头悬挂一个铜器，以漆木作为耳环，如果再辅以阴冷的兵器与神圣的铜鼓的话，一个好战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云南省博物馆，另一种奇怪的青铜器吸引了游人的目光，这便是著名的祥云大波那铜棺。中原古人的棺椁，大多是木制、石制的，就连尊贵的帝王将相也不例外，而在西南边陲，竟出土了这件举世无双的青铜棺椁。
　　铜棺长2米，宽0.62米，由7块独立的铜板组成，板与板之间有独特的榫头连接，酷似一座“干栏式”房屋，与今天傣家的小竹楼颇为相似。看到这件青铜珍品，让我惊叹的不仅是昆明人工艺，还有这个民族的心灵：铜棺上雕刻着飞鹰、燕、鹤、象、虎、豹、熊、猪、马、鹿等动物形象，也许，在昆明人看来，人死之后，世界同样是栩栩如生的，飞禽翱翔，猛兽横行，这便是昆明人对于死亡的思索。
　　然而，当昆明人尚在青铜时代沾沾自喜时，中原的战国七雄已迅速完成了向铁器时代的转变。此后的事态已非昆明人能控制，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王朝诛杀且兰国君、邛君，斩首数万；尔后，滇王亦举国投降，入长安接受天子召见。一个个汉朝郡县代替了西南夷的地盘，早期占据优势的时间毕竟短暂，等到汉朝大军压境，王朝的统治最终取代部落的生存法则时，昆明人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昆明人再次叛乱，光武帝刘秀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领大军征伐，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足足持续了3年之久，汉军大获全胜，俘获7000余昆明族人，缴得战马3000匹、牛羊30000余头。而到了唐代以后，昆明人终于神秘消失，再不见于史籍记载。这个剽悍的部族究竟去向何方成为西南历史上最为玄妙的一个谜团。
　　站在大理崇圣寺的台阶上俯视，洱海如同一面纯净的镜子，倒映着苍山雄奇的背影，谁又曾想到湖水之下，竟隐藏一个个2000多年前腥风血雨的片断，隐藏着一个个剽悍斗勇的亡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