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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汪伪政府等几个领域。
军事斗争领域里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如抗日战争爆发前，由蒙古族官兵组成的抗日武装“新三师”，其前身即原绥远蒙旗保安总队，主要由土默特等旗的蒙古族官兵所组成。19３6年秋，绥远蒙旗保安总队发生哗变，总队长云继先被杀，南京政府遂改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蒙古族将领、中共“秘密党员”白海风出任总队长。后来，乌兰夫等中共党员也陆续进入该部任职，并逐渐控制了对该部的实际领导权。七七事变爆发后，该部由马占山暂编为混成旅，至19３8年春国民政府将这支民族武装正式编成为蒙旗独立旅，由白海风任旅长；至19３9年夏，又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至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靖远整训，该师中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则先后离队，前往延安。
还有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钵成。日军攻入广西后，我第四战区先后调集了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杨森和汤恩伯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共16个军40个师约16万人与敌会战，但参加桂柳会战的国民党军因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日军先后攻陷全州、兴安，又直逼灵川。此时，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韩钵成驰赴前线指挥，英勇血战8个昼夜，毙敌千余人，使日军在湘桂线正面受阻，不得不转兵东向。
另外，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抗日和政治工作的还有一些中共“特别党员”。如19３7年秋由中共长江局从上海派往张发奎部队的“秘密党支部”，该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等担任。该支部先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后归中共南方局领导，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掌握。该支部曾在敌后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统战和军事工作。至1945年9月，张发奎部抵达广州行营，该支部的成员还有左洪涛、杨应彬、郑黎亚、方兮、何家槐、吕壁如等。同时，在广州行营内还有另一系统的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任行营中将军法执监）。在第四战区政治部的第三组（文化宣传组），也活动有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如尚仲衣教授（19３9年初秘密加入共产党），他是这个组的组长。而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左恭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和“救亡日报社”党组织曾秘密把一批共产党员如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等派入第三组，并建立了党小组（组长石辟澜），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领导。此后至19３9年初，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遂改组了政治部，免去了左恭、尚仲衣的职务，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秘密党员”遂撤出，转移到粤北、桂林、香港等地。此外，1940年黄桥战役之前，苏北“顽军”李长江部中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玉生等率众于阵前起义，打破了“顽军”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
政治、文化领域里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的李茂堂，此前曾是中共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时被捕叛变，后成为“中统”特务。抗战时，他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于是良心发现，对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深恶痛绝，遂于1941年主动寻找关系，希望回到中共，并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此后，中共党组织派王超北负责与之联络，在李茂堂的配合下，国民党“中统”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的记录以及“中统”的密码、密电，都源源不断送至中共情报部门。然而，不知内情的国民党“中统”当局却将李茂堂升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中统”西北局专员，让他统管陕西全省的“中统”特务组织，于是李茂堂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由于李茂堂的功绩，后来毛泽东亲自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李茂堂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主任汪东兴），由此他也成为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活动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里。此后，中共中央情报部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知名的还有阎宝航。当时阎宝航是蒋介石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等。
19３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1941年，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由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一个情报小组，重点开展国际情报的搜集，并以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阎宝航又在重庆郊外的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络。
阎宝航情报小组曾对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有过重大贡献。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就提到当年他曾收到过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正是阎宝航情报小组提供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信息，当时这份情报被紧急电告给了延安，随即由中共中央立即通报给了苏联。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他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并在家人的掩护下，带领着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直到1962年，在一份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阎宝航才第一次披露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不平凡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派阎宝航秘密北上，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全国解放前夕，阎宝航出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建国后，阎宝航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同时获得嘉奖的还有当年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和李正文。当时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还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授勋仪式，阎大新代替父亲阎宝航、阎明复代替年事已高的姐姐阎明诗接受了勋章。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余慧琳、黎琳等，四川人。早年在成都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３7年11月，在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等的安排下，张露萍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３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３9年10月，张露萍被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她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及电讯总台，并秘密担任中共在“军统”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不断把截获的重要情报送至中共南方局，成为插在敌人心脏之中的一把利刃。1940年３月，中共地下党支部不慎被暴露，张露萍等7人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的“军统电台案”。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人被杀害。
在隐蔽战线活动以及抗战期间在文化领域活动的，还有许多文化界的中共“秘密党员”，如温健公、张友渔、钱俊瑞、萨空了、沙千里、梅龚彬、刘尊祺、孟用潜、金仲华、刘思慕、葛未凡、韩幽桐、郭达、于伶等，以及妇女界和开展儿童救济活动的曹孟君、杜君慧、罗叔章、赵郁仙（赵村陶）等。至于后方的各高等院校中，也活动有许多中共的“秘密党员”，仅西南联大一校，当时已拥有8３名中共“秘密党员”，这几乎占了整个云南中共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经济领域里的中共“秘密党员”
冀朝鼎，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后曾参加过五四运动。1924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8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又参与组织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1928年被党组织派回国内，途经莫斯科时由周恩来决定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参加了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1929年，冀朝鼎又被派赴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著有《中国经济枢纽区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1年，冀朝鼎回国，随即利用他与孔祥熙同乡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金融部门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冀朝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参与接收日伪金融机构。当时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并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以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1948年，冀朝鼎赴北平出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多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冀朝鼎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秘密活动在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最为惊心动魄的，则是秘密活动在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笔名严光军，曾有“孤胆英雄”之称。他当年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理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报社社长、新中国晚报社社长等职。
1929年，袁殊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此后，在时局多变的情形下，他以多重身份出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成员，上海一带的“青红帮”，以及日伪人员，但其真实的身份却是中共“特科”成员。原来在19３1年10月，袁殊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特科”工作。19３2年春，他通过其表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贾伯涛的关系，与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打通关节，潜入“中统”内部，并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结识了各色人马，其中就有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并成为日方的“情报人员”——由此袁殊在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批准下，成为了著名的“三重间谍”。
19３7年“八一三”事变后，袁殊曾深入日军阵地进行侦察，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又分别获得潘汉年和戴笠的命令，潜伏在上海，并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惩罚汉奸，破坏日本在上海的军火库。同时，岩井英一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也是其中的成员。袁殊就这样游刃有余地活动在各方之间，表面上他是多重身份的间谍，实际上却是中共隐蔽战线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别党员”。这在当时并非只有他一人，如潘汉年还派遣女作家关露打入汪伪在上海的特务机关76号，配合袁殊，获取日本大本营的动向，以及日、汪、蒋三方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情报，如日军南进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活动，以及执行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人员等任务。
袁殊后来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情报署副署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潘汉年事件”发生后，袁殊也被逮捕，并被判刑12年。1967年袁殊刑期虽已满，但当时正是“文革”之际，遂又再度被关押了8年。至1975年刑期又满，但仍被解送到劳改农场。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
冯少白，曾化名洪隆、冯龙、冯萌东，浙江诸暨人，曾在日本留学，后在国民党蒋鼎文部任参谋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四军参谋处参谋、司令部教育科长、情报处长等。他于1942年受新四军领导刘少奇、陈毅派遣，利用自己是汪伪要员邵式军（晚清重臣盛宣怀的外孙、时任汪伪政府的税务署署长）侄子的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上海，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为新四军在沪筹款，采购军用物资，并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上层人员之间，获取情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时局异常诡谲。当时周佛海等人对冯少白的真实身份也略知一二，但为了给自己寻找后路，周佛海向冯表示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并希望与新四军取得联系，还表示伪军可以不再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经济上也可以解除封锁等。日本投降之后，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立即派人潜往上海、南京，争取伪军起义，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遂派冯少白急赴南京，并以联络部长的名义带信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但周佛海竟托词拒绝与冯会见（冯只会见了汪伪宣传部长章克），因为此时周佛海等人已经投靠了国民党“军统”的戴笠。此后，报纸上刊登了曾与“中共联络员马龙”取得联系的汪伪军政部长萧叔宣、南京市市长周宪文均被刺的消息，在此情况之下，冯少白眼看任务已无法完成，只好返回了根据地。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了根据地淮阴。
新中国成立后，冯少白曾任杭州市民政局局长、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等职，但因有过以上特殊的经历，遂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多次蒙冤入狱，并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少白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党籍，晚年他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的顾问。
丁锡山，上海奉贤人。19３7年“八一三”事变后曾参与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19３8年“忠义救国军”改编时任淞沪区指挥部第八支队上校支队长；19３9年10月其部又被改编为日伪“和平军”第十二路军，任中将司令。1941年底，丁锡山赴南京受训，因对日伪不满，拟率领所部起义，被日军拘捕，判处无期徒刑。1944年３月，新四军劫狱将他救出，他随即赴苏中抗日根据地。同年冬，被秘密派赴上海浦东组成“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又于1947年2月返回苏中解放区。1948年2月，经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丁锡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遂率部南下，抵达奉贤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解放战争时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数量最多的时期。
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或亲戚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丈夫是袁永熙，夫妇都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其间又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陈琏夫妇返回北平，陈琏在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任历史教师，实际负责北平中共职业青年支部，袁永熙则以中央信托局北平金城银行的“接收大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不久，因叛徒出卖，陈琏、袁永熙双双身陷囹圄。在酷刑下，这对夫妇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特务只好以“民主青年同盟”成员的嫌疑，将二人押解至国民党南京保密局本部。此后，陈布雷将女儿领回，“严加管束”，袁永熙也由其姐夫、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保出。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团中央少儿工作部部长，曾具体负责过《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创作。当时周恩来曾在政协会议上将陈琏介绍给大家：“她就是陈布雷先生的女儿，她和她父亲走的是两条道路。”195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还为陈琏《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此后反右运动中，陈琏被迫与“右派”袁永熙离婚。1967年11月20日，陈琏自杀。
傅冬菊，又名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的南开中学，其间接受革命影响，参加了“读书会”。此后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不久即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毕业后，傅冬菊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平津战役时，为了对傅作义进行策反工作，当时北平中共“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将傅冬菊、周毅之（亦为中共“秘密党员”）调至北平，此后傅冬菊对推动其父转变思想起了关键作用。傅冬菊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汪伪政府等几个领域。
军事斗争领域里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如抗日战争爆发前，由蒙古族官兵组成的抗日武装“新三师”，其前身即原绥远蒙旗保安总队，主要由土默特等旗的蒙古族官兵所组成。19３6年秋，绥远蒙旗保安总队发生哗变，总队长云继先被杀，南京政府遂改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蒙古族将领、中共“秘密党员”白海风出任总队长。后来，乌兰夫等中共党员也陆续进入该部任职，并逐渐控制了对该部的实际领导权。七七事变爆发后，该部由马占山暂编为混成旅，至19３8年春国民政府将这支民族武装正式编成为蒙旗独立旅，由白海风任旅长；至19３9年夏，又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至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靖远整训，该师中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则先后离队，前往延安。
还有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钵成。日军攻入广西后，我第四战区先后调集了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杨森和汤恩伯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共16个军40个师约16万人与敌会战，但参加桂柳会战的国民党军因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日军先后攻陷全州、兴安，又直逼灵川。此时，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韩钵成驰赴前线指挥，英勇血战8个昼夜，毙敌千余人，使日军在湘桂线正面受阻，不得不转兵东向。
另外，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抗日和政治工作的还有一些中共“特别党员”。如19３7年秋由中共长江局从上海派往张发奎部队的“秘密党支部”，该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等担任。该支部先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后归中共南方局领导，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掌握。该支部曾在敌后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统战和军事工作。至1945年9月，张发奎部抵达广州行营，该支部的成员还有左洪涛、杨应彬、郑黎亚、方兮、何家槐、吕壁如等。同时，在广州行营内还有另一系统的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任行营中将军法执监）。在第四战区政治部的第三组（文化宣传组），也活动有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如尚仲衣教授（19３9年初秘密加入共产党），他是这个组的组长。而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左恭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和“救亡日报社”党组织曾秘密把一批共产党员如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等派入第三组，并建立了党小组（组长石辟澜），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领导。此后至19３9年初，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遂改组了政治部，免去了左恭、尚仲衣的职务，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秘密党员”遂撤出，转移到粤北、桂林、香港等地。此外，1940年黄桥战役之前，苏北“顽军”李长江部中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玉生等率众于阵前起义，打破了“顽军”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
政治、文化领域里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的李茂堂，此前曾是中共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时被捕叛变，后成为“中统”特务。抗战时，他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于是良心发现，对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深恶痛绝，遂于1941年主动寻找关系，希望回到中共，并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此后，中共党组织派王超北负责与之联络，在李茂堂的配合下，国民党“中统”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的记录以及“中统”的密码、密电，都源源不断送至中共情报部门。然而，不知内情的国民党“中统”当局却将李茂堂升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中统”西北局专员，让他统管陕西全省的“中统”特务组织，于是李茂堂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由于李茂堂的功绩，后来毛泽东亲自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李茂堂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主任汪东兴），由此他也成为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活动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里。此后，中共中央情报部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知名的还有阎宝航。当时阎宝航是蒋介石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等。
19３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1941年，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由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一个情报小组，重点开展国际情报的搜集，并以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阎宝航又在重庆郊外的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络。
阎宝航情报小组曾对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有过重大贡献。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就提到当年他曾收到过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正是阎宝航情报小组提供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信息，当时这份情报被紧急电告给了延安，随即由中共中央立即通报给了苏联。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他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并在家人的掩护下，带领着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直到1962年，在一份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阎宝航才第一次披露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不平凡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派阎宝航秘密北上，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全国解放前夕，阎宝航出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建国后，阎宝航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同时获得嘉奖的还有当年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和李正文。当时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还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授勋仪式，阎大新代替父亲阎宝航、阎明复代替年事已高的姐姐阎明诗接受了勋章。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余慧琳、黎琳等，四川人。早年在成都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３7年11月，在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等的安排下，张露萍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３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３9年10月，张露萍被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她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及电讯总台，并秘密担任中共在“军统”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不断把截获的重要情报送至中共南方局，成为插在敌人心脏之中的一把利刃。1940年３月，中共地下党支部不慎被暴露，张露萍等7人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的“军统电台案”。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人被杀害。
在隐蔽战线活动以及抗战期间在文化领域活动的，还有许多文化界的中共“秘密党员”，如温健公、张友渔、钱俊瑞、萨空了、沙千里、梅龚彬、刘尊祺、孟用潜、金仲华、刘思慕、葛未凡、韩幽桐、郭达、于伶等，以及妇女界和开展儿童救济活动的曹孟君、杜君慧、罗叔章、赵郁仙（赵村陶）等。至于后方的各高等院校中，也活动有许多中共的“秘密党员”，仅西南联大一校，当时已拥有8３名中共“秘密党员”，这几乎占了整个云南中共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经济领域里的中共“秘密党员”
冀朝鼎，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后曾参加过五四运动。1924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8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又参与组织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1928年被党组织派回国内，途经莫斯科时由周恩来决定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参加了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1929年，冀朝鼎又被派赴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著有《中国经济枢纽区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1年，冀朝鼎回国，随即利用他与孔祥熙同乡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金融部门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冀朝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参与接收日伪金融机构。当时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并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以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1948年，冀朝鼎赴北平出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多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冀朝鼎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秘密活动在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最为惊心动魄的，则是秘密活动在日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笔名严光军，曾有“孤胆英雄”之称。他当年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理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报社社长、新中国晚报社社长等职。
1929年，袁殊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此后，在时局多变的情形下，他以多重身份出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成员，上海一带的“青红帮”，以及日伪人员，但其真实的身份却是中共“特科”成员。原来在19３1年10月，袁殊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特科”工作。19３2年春，他通过其表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贾伯涛的关系，与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打通关节，潜入“中统”内部，并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结识了各色人马，其中就有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并成为日方的“情报人员”——由此袁殊在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批准下，成为了著名的“三重间谍”。
19３7年“八一三”事变后，袁殊曾深入日军阵地进行侦察，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又分别获得潘汉年和戴笠的命令，潜伏在上海，并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惩罚汉奸，破坏日本在上海的军火库。同时，岩井英一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也是其中的成员。袁殊就这样游刃有余地活动在各方之间，表面上他是多重身份的间谍，实际上却是中共隐蔽战线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别党员”。这在当时并非只有他一人，如潘汉年还派遣女作家关露打入汪伪在上海的特务机关76号，配合袁殊，获取日本大本营的动向，以及日、汪、蒋三方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情报，如日军南进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活动，以及执行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人员等任务。
袁殊后来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情报署副署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潘汉年事件”发生后，袁殊也被逮捕，并被判刑12年。1967年袁殊刑期虽已满，但当时正是“文革”之际，遂又再度被关押了8年。至1975年刑期又满，但仍被解送到劳改农场。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
冯少白，曾化名洪隆、冯龙、冯萌东，浙江诸暨人，曾在日本留学，后在国民党蒋鼎文部任参谋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四军参谋处参谋、司令部教育科长、情报处长等。他于1942年受新四军领导刘少奇、陈毅派遣，利用自己是汪伪要员邵式军（晚清重臣盛宣怀的外孙、时任汪伪政府的税务署署长）侄子的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上海，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为新四军在沪筹款，采购军用物资，并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上层人员之间，获取情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时局异常诡谲。当时周佛海等人对冯少白的真实身份也略知一二，但为了给自己寻找后路，周佛海向冯表示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并希望与新四军取得联系，还表示伪军可以不再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经济上也可以解除封锁等。日本投降之后，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立即派人潜往上海、南京，争取伪军起义，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遂派冯少白急赴南京，并以联络部长的名义带信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但周佛海竟托词拒绝与冯会见（冯只会见了汪伪宣传部长章克），因为此时周佛海等人已经投靠了国民党“军统”的戴笠。此后，报纸上刊登了曾与“中共联络员马龙”取得联系的汪伪军政部长萧叔宣、南京市市长周宪文均被刺的消息，在此情况之下，冯少白眼看任务已无法完成，只好返回了根据地。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了根据地淮阴。
新中国成立后，冯少白曾任杭州市民政局局长、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等职，但因有过以上特殊的经历，遂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多次蒙冤入狱，并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少白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党籍，晚年他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的顾问。
丁锡山，上海奉贤人。19３7年“八一三”事变后曾参与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19３8年“忠义救国军”改编时任淞沪区指挥部第八支队上校支队长；19３9年10月其部又被改编为日伪“和平军”第十二路军，任中将司令。1941年底，丁锡山赴南京受训，因对日伪不满，拟率领所部起义，被日军拘捕，判处无期徒刑。1944年３月，新四军劫狱将他救出，他随即赴苏中抗日根据地。同年冬，被秘密派赴上海浦东组成“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又于1947年2月返回苏中解放区。1948年2月，经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丁锡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遂率部南下，抵达奉贤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解放战争时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数量最多的时期。
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或亲戚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丈夫是袁永熙，夫妇都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其间又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陈琏夫妇返回北平，陈琏在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任历史教师，实际负责北平中共职业青年支部，袁永熙则以中央信托局北平金城银行的“接收大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不久，因叛徒出卖，陈琏、袁永熙双双身陷囹圄。在酷刑下，这对夫妇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特务只好以“民主青年同盟”成员的嫌疑，将二人押解至国民党南京保密局本部。此后，陈布雷将女儿领回，“严加管束”，袁永熙也由其姐夫、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保出。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团中央少儿工作部部长，曾具体负责过《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创作。当时周恩来曾在政协会议上将陈琏介绍给大家：“她就是陈布雷先生的女儿，她和她父亲走的是两条道路。”195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还为陈琏《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此后反右运动中，陈琏被迫与“右派”袁永熙离婚。1967年11月20日，陈琏自杀。
傅冬菊，又名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的南开中学，其间接受革命影响，参加了“读书会”。此后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不久即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毕业后，傅冬菊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平津战役时，为了对傅作义进行策反工作，当时北平中共“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将傅冬菊、周毅之（亦为中共“秘密党员”）调至北平，此后傅冬菊对推动其父转变思想起了关键作用。傅冬菊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