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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看图书馆，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怪事，足足可以编集一部新《拍案惊奇》。
且说1970年，林彪、“四人帮”利用“一打三反”搞瓜蔓抄和文字狱。有一次，一个被称为响当当的“大老粗”亲自出马，去抄一个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干部的家。他本来以为只要稍加搜索，就可邀功求赏。可事与愿违，捞不到“上纲上线”的“罪证”。突然他窜跳起来，原来他发现被抄者收藏了不少历史人物传记：《秦始皇》、《汉武帝》(张维华著)、《唐太宗》(万钧著)、《赵匡胤》(张家驹著)……。这位自诩熟诵《沁园春·雪》的“大老粗”，眼睛顿时一亮，恍然大悟地说：“喔，原来你还想做皇帝”。被抄者被责问得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以为中彩了，更加兴奋了，故意扮出一付孔夫子面孔严厉地说：“不要装傻，现在你想做，也做不成了……”。
就是这位“大老粗”，为了表示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看到被抄者大批图书中，有中共中央八大文件和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著作，勃然大怒尖叫道：“这些是‘四旧’，早该处理了，你藏这些干啥，要为他们翻案？”被抄者力求解释：这是历史记录，也不能因人废文。他却自作聪明说：“私人谁也不能有。要用，打证明上图书馆去！”
而那些进驻图书馆的某些人，又是怎样“高明”地“抓革命，促工作”呢？有一次，他们说：通过一年半的“调查”，发现问题极其严重。你们不信？我们先公布一批最最重要的材料，使你们头脑清醒些！不久，荒废多年的布告板上贴了一张工楷书写的“罪证”，内称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反革命分子”提供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现将一批材料名称、数字公示于众：《解放日报》七十余处、《新华日报》八十余处、《救亡日报》五十余处。还在“声讨大会”上说明，这是里应外合，共开了两百多处“天窗”云云。真是为自己增添了笑料，因为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和报道，《新华日报》重庆版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的，而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也是一份旨在宣扬党的团结、进步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原版，历来为图书馆作为革命文献珍藏，何来“炮打”，难道“自打自”？这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事隔两年，他们忽然说明有出入。原来“调查”中，把发生事件的地区忽略了，以致张冠李戴，将道听途说的某单位报纸被开了“天窗”事由，装到《解放日报》等等头上去了。但，弄错了吗？在他们离开图书馆前，始终没有表示过。
1970年秋天，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图书馆躲躲闪闪终于又重新面向社会了。为了防止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在开门前夕，一位善于“再教育”的头头登坛训词，对于图书重新开放，他有一段精彩别致的讲话：“马列主义的著作，凡是唯物主义可以开放，唯心主义不能开放；鲁迅、高尔基的书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没有高举的不能开放，对他们解放前的作品，有没有贯彻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你们要严格掌握。”“什么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你们就是‘言必称希腊’，不要欺侮我们‘大老粗’了，我就不信这套，要开放，就得按照毛主席‘六项标准’和‘座谈会纪要’精神办，有违犯者，不能用。”
在“四人帮”毒害下，此类情事，可谓多矣！什么普希金的书是鼓吹“情杀”；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诬蔑黑人兄弟”；《鲁滨逊飘流记》宣扬“人性论”，且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礼拜五做奴仆，“不是革命同志关系”；清末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叙述“旧社会乌烟瘴气，散布在今天，岂不是闹复辟了吗？”更有甚者，说郭沫若《洪波曲》“攻击”了周总理，是属于“防扩散”的书，“‘十批’不是好文章”嘛，它吹捧孔老二嘛！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毒草”，均在“取缔”之列。这正是：笑话年年有，那有七十年代笑话多。
“四人帮”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生活，人们偶尔读一些书，议论一点书中的情节或人物，少见多怪，也会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态”，闹得风风雨雨，甚至罗织成罪。几年来，我们多次接触到这样的事例：某青年学画，因为找不上书，从1962年出版的《国贼蒋介石》漫画集中，随手临摹了四幅，竟以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为因，判处十年徒刑；某干部多年前浏览过《中国电影发展史》，说了句“江青演过电影《王老五》”，即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论处：开除党籍，削职为民，监督劳动七年；吴运铎著《把一切献给党》是部发行百万册的优秀读物吧，有位领导干部，却因为在日记中抄了书中引用的黄静源烈士过刑堂时慷慨之言：“张开眼都是共产党人，闭着眼一个也没有”，而被加以诬蔑攻击的罪名，因为“开眼都是”岂不是“全民党”，“闭眼没有”，变成了“消灭党”了。至于所谓搞“借古讽今”定案的，远自屈原赋、杜甫诗，近则辛亥革命期间伪托钱江、石达开的诗，鲁迅的“回眸时看小於菟”……那就更多了。这些可笑可叹可恨可悲的事例，难以胜记。
这里要指出的，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英雄们，有的确是“左”得出奇，私心过重，想要通过革命，“实实在在捞一把”的；还有是“闹而优则仕”的。当然更多的却是长期荒芜学业，又受了彼时时髦的“左倾幼稚病”影响的同志。极大多数则是受害者。但是“四人帮”流毒甚深，至今仍有以为这种鹿马术，继续可以混世的。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不要把任何书的作用绝对化了。所谓“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哪有这么大的精神作用。当年林彪宣扬“老三篇”是“万有灵丹”，到处可以“立杆见影，活学活用”；“四人帮”一个死党在图书馆“声讨大会”上狂叫：“你们提供了那几张小报(按：指三十年代刊有江青照片的《大晚报》等)，比毁掉十几个大工厂还严重”；上海当时社会上也传诵那所谓“一粒子弹只能打死一个人，一本坏书却要打倒一排人”等等，实在都是扯淡。满面尘灰烟火色，从此与世长隔绝。——这才是“英雄”们对待书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学这个样了！
且说1970年，林彪、“四人帮”利用“一打三反”搞瓜蔓抄和文字狱。有一次，一个被称为响当当的“大老粗”亲自出马，去抄一个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干部的家。他本来以为只要稍加搜索，就可邀功求赏。可事与愿违，捞不到“上纲上线”的“罪证”。突然他窜跳起来，原来他发现被抄者收藏了不少历史人物传记：《秦始皇》、《汉武帝》(张维华著)、《唐太宗》(万钧著)、《赵匡胤》(张家驹著)……。这位自诩熟诵《沁园春·雪》的“大老粗”，眼睛顿时一亮，恍然大悟地说：“喔，原来你还想做皇帝”。被抄者被责问得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以为中彩了，更加兴奋了，故意扮出一付孔夫子面孔严厉地说：“不要装傻，现在你想做，也做不成了……”。
就是这位“大老粗”，为了表示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看到被抄者大批图书中，有中共中央八大文件和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著作，勃然大怒尖叫道：“这些是‘四旧’，早该处理了，你藏这些干啥，要为他们翻案？”被抄者力求解释：这是历史记录，也不能因人废文。他却自作聪明说：“私人谁也不能有。要用，打证明上图书馆去！”
而那些进驻图书馆的某些人，又是怎样“高明”地“抓革命，促工作”呢？有一次，他们说：通过一年半的“调查”，发现问题极其严重。你们不信？我们先公布一批最最重要的材料，使你们头脑清醒些！不久，荒废多年的布告板上贴了一张工楷书写的“罪证”，内称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反革命分子”提供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现将一批材料名称、数字公示于众：《解放日报》七十余处、《新华日报》八十余处、《救亡日报》五十余处。还在“声讨大会”上说明，这是里应外合，共开了两百多处“天窗”云云。真是为自己增添了笑料，因为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和报道，《新华日报》重庆版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的，而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也是一份旨在宣扬党的团结、进步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原版，历来为图书馆作为革命文献珍藏，何来“炮打”，难道“自打自”？这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事隔两年，他们忽然说明有出入。原来“调查”中，把发生事件的地区忽略了，以致张冠李戴，将道听途说的某单位报纸被开了“天窗”事由，装到《解放日报》等等头上去了。但，弄错了吗？在他们离开图书馆前，始终没有表示过。
1970年秋天，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图书馆躲躲闪闪终于又重新面向社会了。为了防止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在开门前夕，一位善于“再教育”的头头登坛训词，对于图书重新开放，他有一段精彩别致的讲话：“马列主义的著作，凡是唯物主义可以开放，唯心主义不能开放；鲁迅、高尔基的书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没有高举的不能开放，对他们解放前的作品，有没有贯彻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你们要严格掌握。”“什么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你们就是‘言必称希腊’，不要欺侮我们‘大老粗’了，我就不信这套，要开放，就得按照毛主席‘六项标准’和‘座谈会纪要’精神办，有违犯者，不能用。”
在“四人帮”毒害下，此类情事，可谓多矣！什么普希金的书是鼓吹“情杀”；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诬蔑黑人兄弟”；《鲁滨逊飘流记》宣扬“人性论”，且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礼拜五做奴仆，“不是革命同志关系”；清末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叙述“旧社会乌烟瘴气，散布在今天，岂不是闹复辟了吗？”更有甚者，说郭沫若《洪波曲》“攻击”了周总理，是属于“防扩散”的书，“‘十批’不是好文章”嘛，它吹捧孔老二嘛！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毒草”，均在“取缔”之列。这正是：笑话年年有，那有七十年代笑话多。
“四人帮”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生活，人们偶尔读一些书，议论一点书中的情节或人物，少见多怪，也会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态”，闹得风风雨雨，甚至罗织成罪。几年来，我们多次接触到这样的事例：某青年学画，因为找不上书，从1962年出版的《国贼蒋介石》漫画集中，随手临摹了四幅，竟以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为因，判处十年徒刑；某干部多年前浏览过《中国电影发展史》，说了句“江青演过电影《王老五》”，即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论处：开除党籍，削职为民，监督劳动七年；吴运铎著《把一切献给党》是部发行百万册的优秀读物吧，有位领导干部，却因为在日记中抄了书中引用的黄静源烈士过刑堂时慷慨之言：“张开眼都是共产党人，闭着眼一个也没有”，而被加以诬蔑攻击的罪名，因为“开眼都是”岂不是“全民党”，“闭眼没有”，变成了“消灭党”了。至于所谓搞“借古讽今”定案的，远自屈原赋、杜甫诗，近则辛亥革命期间伪托钱江、石达开的诗，鲁迅的“回眸时看小於菟”……那就更多了。这些可笑可叹可恨可悲的事例，难以胜记。
这里要指出的，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英雄们，有的确是“左”得出奇，私心过重，想要通过革命，“实实在在捞一把”的；还有是“闹而优则仕”的。当然更多的却是长期荒芜学业，又受了彼时时髦的“左倾幼稚病”影响的同志。极大多数则是受害者。但是“四人帮”流毒甚深，至今仍有以为这种鹿马术，继续可以混世的。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不要把任何书的作用绝对化了。所谓“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哪有这么大的精神作用。当年林彪宣扬“老三篇”是“万有灵丹”，到处可以“立杆见影，活学活用”；“四人帮”一个死党在图书馆“声讨大会”上狂叫：“你们提供了那几张小报(按：指三十年代刊有江青照片的《大晚报》等)，比毁掉十几个大工厂还严重”；上海当时社会上也传诵那所谓“一粒子弹只能打死一个人，一本坏书却要打倒一排人”等等，实在都是扯淡。满面尘灰烟火色，从此与世长隔绝。——这才是“英雄”们对待书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学这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