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稿《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后来回忆,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宣言写成,立即交北大教员李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1点,才印了2万份,马上拿到街头散发。这份宣言是这样写成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明白标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8个字的口号,这是最显著的爱国目标”。
　　当天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不许进入。于是学生推举出4名代表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罗家伦是代表之一。
　　第二天下午3点,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各学校3000多名代表参加,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同时通电罢课的决议。当时罗家伦在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他在会上报告说,学生运动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会上他被推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文章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
　　罗家伦虽然在五四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对运动的态度一直是很矛盾的。在19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一面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同时又表示了对俄国式革命进入中国的忧虑:“(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又期许又怀疑的心态。
　　五四运动以后,罗家伦渐渐接受了胡适的影响,认为学生谋求救国应以学术研究为途径,而不是大搞学生运动。当时胡适提出为避免受政府控制,将北京大学迁往上海,罗家伦也在志愿书上签了名。1919年10月,因五四而停刊的《新潮》复刊,罗家伦接替已出国留学的傅斯年任主编。当年12月1日,罗家伦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中否定了自己不到一年前的看法:“我从前说法国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罗家伦这种转变看起来突然,实际上是他矛盾心态中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果。(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