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马说》的文学史传统主要来自孟子，包括“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对比和排比的句式、严密的逻辑结构。对于“说”体的创新，韩愈在继承其“说理”功能的基础上创新了“说”的体式，扩大了“说”的题材。另外，《马说》迎合了“伯乐难求”这一社会风气，但不描写千里马，而是借马说理，表达自己的愤慨。
关键词：《马说》 文学史传统 韩愈 孟子
艾略特在他的《传统与个性才能》中提出：任何的艺术家都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我们在对他进行鉴赏时不能单独评价，必须把他放到前人之间进行对照和比较。i在艾略特看来，任何一个诗人的创作都离不开传统，作家在创作时都要在文学艺术的长廊之中走一遍，文学的创作不是凭空而出，而是要与文学史传统挂钩。文学艺术的单个文本因为与文学史传统发生了关系，而且必须与文学史传统发生关系才有意义。另一方面，文学史传统这个体系会因为新的文本的加入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总之，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文学史传统的印记。
一.表现形式的文学史传统
“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和自我表现欲都很强的人。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面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ii孟子的散文既符合“道统”，又具有强烈感情色彩，这恰好迎合了韩愈的需要。《马说》中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对比和排比的句式以及结构都是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1.“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马说》中的“托物寓意”的说理方法是受孟子的“借喻说理”的论证手法影响。孟轲写文章善于使用形象帮助说理——既有短小的比喻，也有一些小故事、寓言。王志民、王则远提出在喻体的选择上，孟子多以生活常理、历史事实、工业生产等为喻。iii孟子所用的比喻喻体多样，且极其富有创造性，他会根据对象和内容的特点进行设喻，因此较为通俗易懂，有时还会连用多个比喻来说明一个观点，这使得他的言说富有说服力。如《告子》中：“人有鸡犬放，……求其放心而已矣。”这句话用“鸡犬”喻“本心”，以此说明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鸡犬”既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见的，也是家家户户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人丢失了“鸡犬”定会寻找，这个比喻既形象又贴切。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在文章起始终部分连用了六个比喻说明“生于忧患”的重要性。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和《韩非子》也善用比喻。但是，与《孟子》不同，《庄子》的比喻的多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它的比喻特别是寓言富于神话幻想，构思较为奇特，语言较华丽。“《庄子》中的喻体囊括天地万物，古今人物，神仙鬼怪，草木虫兽，应有尽有。”iv他所描绘的万物都已具有了人的意志，如《庄子》的《逍遥游》中水与舟的比喻，蜩与学鸠对大鹏的嘲笑等。《韩非子》中的比喻也与《孟子》有很大不同，杨福生认为《孟子》所用的比喻中的比喻义与本义之间的联系比《韩非子》更加贴切。《孟子》所用的比喻与论证目的之间则呈现出严格的附着状态，不允许其偏离本义，而《韩非子》所用的喻体本身更加形象，比喻的功能过于强化，甚至出现一些奇诡的比喻。v孟子常用的“借喻说理”的理在“喻”外，他所用的比喻因为“理”才有了价值，而韩非子所用的比喻本身就是完整而有价值的。
总之，《孟子》中的比喻的喻体多种多样，多来自日常生活及历史。他的比喻虽然没有《庄子》比喻的浪漫色彩，但较为通俗易懂，且与排比、对比等修辞方式相结合，增强了其论辩的气势。《孟子》的比喻大多是片段，故事类的喻体没有韩非子中的完整，但是它对后世影响很大。学者熊莉莉认为“《孟子》的比喻在先秦诸子的比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自《诗经》《左传》《战国策》《论语》的比喻特点，启《庄子》《韩非子》以及汉唐以后比喻的运用。”vi
韩愈的“托物寓意”中喻体的选择承自于孟子，他在文章中的喻体基本都来自于生活和自然社会，喻体涉及名物、现象、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他所表达的理都在“喻”之外。《马说》中的“千里马”和“伯乐”就是古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韩愈借“马”和“伯乐”的形象说明人才得不到重用的事实，伯乐不识千里马象征着统治者不识人才，论说形象具体。《马说》的“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大概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这句话是对文章的总结，既质问了“食马者”，也讽刺统治者没有慧眼。除此之外，韩愈还继承了孟子“用多个比喻说明一个观点”的用法，表现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如《送高闲上人序》中：“苟可以寓其巧智，……奚暇外慕？”韩愈的比喻在《孟子》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散文中的喻体不仅仅只来自自然社会，也有了许多虚构的喻体。在《马说》中，虽然“千里马”和“伯乐”是人们在社会中所熟悉的，但是文章中所讲的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是虚构的。这个故事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但是它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孟子》中的故事大多都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梁惠王下》中：“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不亦宜乎？”孟子借周文王的故事来说明君主占有过多财富会引起百姓的反感，只有与民同乐，才能深得民心。
2.句式和结构
韩愈的散文很注重語汇的创新、句式的设计和文章的结构布局。vii韩愈十分重视句式的设计和文章的布局，极善于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这也是继承孟子而来。
孟子喜用层层叠叠的排比句式，使其论说富有气势，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充沛的气势引出其论点。韩愈的散文亦喜欢使用排比，“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作者连续列举了“食马者”的错误行为，对其发出强烈的叩问。除了排比，还有对比句式的运用也是承自孟子，如《鱼我所欲也》之中的“生亦我所欲，……故患所不辞也。”《马说》中的“世有伯乐，……而伯乐不常有。”孟子用对比的句式说明了自己对生与死的态度，韩愈则说明了伯乐的重要性。 除了继承《孟子》散文的句式以外，《马说》吸取了一些骈文才会使用的句式，即四六句，使得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
另外，韩愈散文和孟子散文的结构都较为严密，层层深入。在《鱼我所欲也》当中，孟子首先利用“设喻”引出自己的观点，将鱼和熊掌比喻为生和义，当生和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舍生而取义。对于生与义的选择在于对待生与死的态度。孟子由此从反面论述此观点，“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再用具体事例论证——“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乞人不屑也。”文章最后一段列举了不符合“义”的行为，孟子认为这些人开始是有舍生取义之心的，不过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他们丧失了本性。这一段描写侧面体现出孟子所述的“勿丧”的重要性。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该就此结束了。文章开篇设喻引出论点、正面开启剖析、反面假设推理、回归性善本心，层层推进，思维逻辑严密，展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
《马说》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文章第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从正面论述伯乐的重要性。“千里马常有，……不以千里称也”从反面论述伯乐的重要性，没有遇到伯乐的千里马境遇十分悲惨。接着具体论述千里马的悲惨遭遇——“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安求其能千里也？”再对“食马者”进行强烈叱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最后发出“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的呼喊，这是文章的中心。千里马的所有悲惨的遭遇都是因为“其真不知马也”。总体来说，《马说》行文逻辑严密，作者先从正面引出论点，再从反面展开论述，最后再次总结论点。
二.“说”的文学史传统
“中国古代散文真正进入文学境界，有独立的审美地位，是唐宋时代。”viii韩愈和柳宗元成功的改变了散体文的文风。在此之前，散体文缺乏艺术上的独特性，不能与骈体文一较高下。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打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度，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很强的文学散文;他们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将古文发展成了真正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ix韩愈创立了与上古散文有别的一种新的散文规范，在散文的体裁、辞采等方面都作了创新。
《马说》的“说”是古代的议论文体裁，韩愈对这种体裁进行了革新。“‘说’的内容、写法和风格较为灵活多样，所以后世对于论说文中的‘说’，又有所谓‘杂说’的称呼。”x“杂说”这样的文体，是韩愈新创的。刘衍在《中国古代散文史》说：“除了对传统应用文文体进行全面改造以外，韩愈还创造出‘杂说’、‘解’等一类文学意味较浓的新体裁。”xi“杂说”从先秦诸子的零章片段发展成为结构完整的独立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到唐代的韩、柳把‘杂说’艺术推向了艺术成熟的阶段。“所谓‘杂说’，就是不拘泥于某一系统的题材，心有所思，意有所悟，立即挥洒写出一篇文章，一动笔就能写出有意趣的内容。”xii与以前的“说”不同，韩愈所写的“说”具有了杂感的意味。他的《马说》所描写的就是他自己不能实现抱负的愤慨之情，写其“不平之鸣”。《马说》中说理和抒情紧密融合，文章用了“托物寓意”的表现手法，借助“伯乐不识千里马”来说明统治者不识人才，在说理的同时表达作者的强烈情感。文章不再纯粹论事或论物，这是对“说”体散文的创新。
另外，他不仅仅创新了“说”体散文的体式，而且还迎合了“说”的题材范围扩大這一时代风气。“在先秦汉魏时，‘说’的用途主要是用来解说典籍。自唐代起，人们扩大了“说”的解说范围用它广泛的说明社会事物、生活现象。”xiii如杜甫的《说早》是“借灾刺政;杜甫还有一篇《东西两川说》，这是一篇借陈述山川地理风貌描写政事的“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也是借写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元结的《水乐说》：“元子于山中所耽爱者，有水乐。水乐是南磳之悬水，淙淙然，闻之多于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悬庭前之水……”xiv文章借写山水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之情。《马说》则是借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来说明社会上人才得不到君主重用这一社会现象。由此可见，当时“说”的题材范围已经扩大了。
三.“马”的题材的文学史传统
在《太平御览》中，记古代写“马”的片段共有266处。xv所有写“马”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记“马”的本体，描绘各种类型的马的形态、名称、颜色等;借写马写“人事”，如借马写战争、封建礼仪和等级制度、地方习俗、外交（马常作为供奉之物）等;借马说理;借马写人;记相马之术;记与“马”相关的各种传奇故事。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马”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马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如《淮南子》所写：“马大臣者，人主之四马也”xvi，人们所拥有的马的数量决定其社会地位。另外，他们打仗、出行等均离不开“马”，“马”成为财富的象征，大国被称为“千乘之国”，如《史记》中所写：“马蹄缴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xvii《东汉观记》所写：“明德后诏书流布，咸称至德王主诸处，莫敢犯禁。广平、钜鹿、乐成王入问起居，车骑安勒皆纯黑，无金银彩饰，马不逾六，即賜钱五百万。”xviii对于古人来说，“千里马”是非常珍贵的，如《史记》写项王被围于垓下，在生死存亡之际，项王仍不忍杀死千里马。“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千里，不忍杀，以賜公。”xix因此，掌握了“相马之术”的人非常受重视，所以，有很多文学作品以此为素材。在《马说》之前，描写伯乐与千里马的文学作品中已出现过多次，其中既有片段描写，也有专写千里马和伯乐的完整文章。前者多写在外交和战争中千里马的珍贵。如《后汉书》曰：“光武时，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兼百金。帝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xx这段话表明了“千里马”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时的珍贵贡品。后者多写伯乐的“相马之术”，如《伯乐相马经》、马援的《铜马相法》，这两篇文章从马的各个方面来评判马的品相，讲述选到一匹好马的方法。 韩愈的《马说》迎合了当时重视“千里马”的风气，运用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千里马和伯乐来说理，并表达自己对贤士得不到重用的愤懑。在韩愈以前，作品中早已存在将千里马和贤士联系起来的文章——“今有千里马之于此，……其惟贤者乎？”xxi这段话既提到了相马之人对于千里马的重要性，也以千里马喻贤士，写出“高节死义”是贤士能行驰骋千里的原因。另外，从历来写马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古代伯乐的地位很高，也非常受重视——“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xxii《马说》的取材虽是受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他与前人写“马”有所不同，他借写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表达人才得不到重用的主题，意在借“千里马”说理。在此以前也有借马说理的，但是他们都是借马说明客观的道理，和作者自己的经历、情感等无关联。如《学记》曰：“始骂马，反之，车在马前。”xxiii这句话用马说明学者须先教小事操缦之属，然后乃示其业，其道乃易成也，即初学者必须要先见习。而《马说》中“千里马”的经历和作者是相关的，韩愈和千里马一样没有被伯乐所识，作者的愤懑一方面是为千里马和贤士，但更多的是为自己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而发出的“不平之鸣”。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摆脱文学史传统对他们的影响，通过分析《马说》的文学史传统，我们可以知道其表现、体裁与表现手法的源与流，这样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把握《马说》这篇文章，也为我们解读同类型的文章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唐}韩愈著、屈守元校注：《韩愈全集校注》第五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7]顾易生：《古典散文今译与评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8][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38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李昉：《太平御览》第四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章必功：《文体史话》，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2版。
[11]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12]王志民，王则远：《
关键词：《马说》 文学史传统 韩愈 孟子
艾略特在他的《传统与个性才能》中提出：任何的艺术家都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我们在对他进行鉴赏时不能单独评价，必须把他放到前人之间进行对照和比较。i在艾略特看来，任何一个诗人的创作都离不开传统，作家在创作时都要在文学艺术的长廊之中走一遍，文学的创作不是凭空而出，而是要与文学史传统挂钩。文学艺术的单个文本因为与文学史传统发生了关系，而且必须与文学史传统发生关系才有意义。另一方面，文学史传统这个体系会因为新的文本的加入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总之，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文学史传统的印记。
一.表现形式的文学史传统
“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和自我表现欲都很强的人。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面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ii孟子的散文既符合“道统”，又具有强烈感情色彩，这恰好迎合了韩愈的需要。《马说》中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对比和排比的句式以及结构都是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1.“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马说》中的“托物寓意”的说理方法是受孟子的“借喻说理”的论证手法影响。孟轲写文章善于使用形象帮助说理——既有短小的比喻，也有一些小故事、寓言。王志民、王则远提出在喻体的选择上，孟子多以生活常理、历史事实、工业生产等为喻。iii孟子所用的比喻喻体多样，且极其富有创造性，他会根据对象和内容的特点进行设喻，因此较为通俗易懂，有时还会连用多个比喻来说明一个观点，这使得他的言说富有说服力。如《告子》中：“人有鸡犬放，……求其放心而已矣。”这句话用“鸡犬”喻“本心”，以此说明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鸡犬”既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见的，也是家家户户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人丢失了“鸡犬”定会寻找，这个比喻既形象又贴切。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在文章起始终部分连用了六个比喻说明“生于忧患”的重要性。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和《韩非子》也善用比喻。但是，与《孟子》不同，《庄子》的比喻的多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它的比喻特别是寓言富于神话幻想，构思较为奇特，语言较华丽。“《庄子》中的喻体囊括天地万物，古今人物，神仙鬼怪，草木虫兽，应有尽有。”iv他所描绘的万物都已具有了人的意志，如《庄子》的《逍遥游》中水与舟的比喻，蜩与学鸠对大鹏的嘲笑等。《韩非子》中的比喻也与《孟子》有很大不同，杨福生认为《孟子》所用的比喻中的比喻义与本义之间的联系比《韩非子》更加贴切。《孟子》所用的比喻与论证目的之间则呈现出严格的附着状态，不允许其偏离本义，而《韩非子》所用的喻体本身更加形象，比喻的功能过于强化，甚至出现一些奇诡的比喻。v孟子常用的“借喻说理”的理在“喻”外，他所用的比喻因为“理”才有了价值，而韩非子所用的比喻本身就是完整而有价值的。
总之，《孟子》中的比喻的喻体多种多样，多来自日常生活及历史。他的比喻虽然没有《庄子》比喻的浪漫色彩，但较为通俗易懂，且与排比、对比等修辞方式相结合，增强了其论辩的气势。《孟子》的比喻大多是片段，故事类的喻体没有韩非子中的完整，但是它对后世影响很大。学者熊莉莉认为“《孟子》的比喻在先秦诸子的比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自《诗经》《左传》《战国策》《论语》的比喻特点，启《庄子》《韩非子》以及汉唐以后比喻的运用。”vi
韩愈的“托物寓意”中喻体的选择承自于孟子，他在文章中的喻体基本都来自于生活和自然社会，喻体涉及名物、现象、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他所表达的理都在“喻”之外。《马说》中的“千里马”和“伯乐”就是古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韩愈借“马”和“伯乐”的形象说明人才得不到重用的事实，伯乐不识千里马象征着统治者不识人才，论说形象具体。《马说》的“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大概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这句话是对文章的总结，既质问了“食马者”，也讽刺统治者没有慧眼。除此之外，韩愈还继承了孟子“用多个比喻说明一个观点”的用法，表现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如《送高闲上人序》中：“苟可以寓其巧智，……奚暇外慕？”韩愈的比喻在《孟子》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散文中的喻体不仅仅只来自自然社会，也有了许多虚构的喻体。在《马说》中，虽然“千里马”和“伯乐”是人们在社会中所熟悉的，但是文章中所讲的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是虚构的。这个故事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但是它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孟子》中的故事大多都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梁惠王下》中：“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不亦宜乎？”孟子借周文王的故事来说明君主占有过多财富会引起百姓的反感，只有与民同乐，才能深得民心。
2.句式和结构
韩愈的散文很注重語汇的创新、句式的设计和文章的结构布局。vii韩愈十分重视句式的设计和文章的布局，极善于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这也是继承孟子而来。
孟子喜用层层叠叠的排比句式，使其论说富有气势，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充沛的气势引出其论点。韩愈的散文亦喜欢使用排比，“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作者连续列举了“食马者”的错误行为，对其发出强烈的叩问。除了排比，还有对比句式的运用也是承自孟子，如《鱼我所欲也》之中的“生亦我所欲，……故患所不辞也。”《马说》中的“世有伯乐，……而伯乐不常有。”孟子用对比的句式说明了自己对生与死的态度，韩愈则说明了伯乐的重要性。 除了继承《孟子》散文的句式以外，《马说》吸取了一些骈文才会使用的句式，即四六句，使得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
另外，韩愈散文和孟子散文的结构都较为严密，层层深入。在《鱼我所欲也》当中，孟子首先利用“设喻”引出自己的观点，将鱼和熊掌比喻为生和义，当生和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舍生而取义。对于生与义的选择在于对待生与死的态度。孟子由此从反面论述此观点，“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再用具体事例论证——“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乞人不屑也。”文章最后一段列举了不符合“义”的行为，孟子认为这些人开始是有舍生取义之心的，不过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他们丧失了本性。这一段描写侧面体现出孟子所述的“勿丧”的重要性。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该就此结束了。文章开篇设喻引出论点、正面开启剖析、反面假设推理、回归性善本心，层层推进，思维逻辑严密，展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
《马说》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文章第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从正面论述伯乐的重要性。“千里马常有，……不以千里称也”从反面论述伯乐的重要性，没有遇到伯乐的千里马境遇十分悲惨。接着具体论述千里马的悲惨遭遇——“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安求其能千里也？”再对“食马者”进行强烈叱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最后发出“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的呼喊，这是文章的中心。千里马的所有悲惨的遭遇都是因为“其真不知马也”。总体来说，《马说》行文逻辑严密，作者先从正面引出论点，再从反面展开论述，最后再次总结论点。
二.“说”的文学史传统
“中国古代散文真正进入文学境界，有独立的审美地位，是唐宋时代。”viii韩愈和柳宗元成功的改变了散体文的文风。在此之前，散体文缺乏艺术上的独特性，不能与骈体文一较高下。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打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度，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很强的文学散文;他们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将古文发展成了真正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ix韩愈创立了与上古散文有别的一种新的散文规范，在散文的体裁、辞采等方面都作了创新。
《马说》的“说”是古代的议论文体裁，韩愈对这种体裁进行了革新。“‘说’的内容、写法和风格较为灵活多样，所以后世对于论说文中的‘说’，又有所谓‘杂说’的称呼。”x“杂说”这样的文体，是韩愈新创的。刘衍在《中国古代散文史》说：“除了对传统应用文文体进行全面改造以外，韩愈还创造出‘杂说’、‘解’等一类文学意味较浓的新体裁。”xi“杂说”从先秦诸子的零章片段发展成为结构完整的独立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到唐代的韩、柳把‘杂说’艺术推向了艺术成熟的阶段。“所谓‘杂说’，就是不拘泥于某一系统的题材，心有所思，意有所悟，立即挥洒写出一篇文章，一动笔就能写出有意趣的内容。”xii与以前的“说”不同，韩愈所写的“说”具有了杂感的意味。他的《马说》所描写的就是他自己不能实现抱负的愤慨之情，写其“不平之鸣”。《马说》中说理和抒情紧密融合，文章用了“托物寓意”的表现手法，借助“伯乐不识千里马”来说明统治者不识人才，在说理的同时表达作者的强烈情感。文章不再纯粹论事或论物，这是对“说”体散文的创新。
另外，他不仅仅创新了“说”体散文的体式，而且还迎合了“说”的题材范围扩大這一时代风气。“在先秦汉魏时，‘说’的用途主要是用来解说典籍。自唐代起，人们扩大了“说”的解说范围用它广泛的说明社会事物、生活现象。”xiii如杜甫的《说早》是“借灾刺政;杜甫还有一篇《东西两川说》，这是一篇借陈述山川地理风貌描写政事的“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也是借写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元结的《水乐说》：“元子于山中所耽爱者，有水乐。水乐是南磳之悬水，淙淙然，闻之多于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悬庭前之水……”xiv文章借写山水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之情。《马说》则是借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来说明社会上人才得不到君主重用这一社会现象。由此可见，当时“说”的题材范围已经扩大了。
三.“马”的题材的文学史传统
在《太平御览》中，记古代写“马”的片段共有266处。xv所有写“马”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记“马”的本体，描绘各种类型的马的形态、名称、颜色等;借写马写“人事”，如借马写战争、封建礼仪和等级制度、地方习俗、外交（马常作为供奉之物）等;借马说理;借马写人;记相马之术;记与“马”相关的各种传奇故事。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马”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马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如《淮南子》所写：“马大臣者，人主之四马也”xvi，人们所拥有的马的数量决定其社会地位。另外，他们打仗、出行等均离不开“马”，“马”成为财富的象征，大国被称为“千乘之国”，如《史记》中所写：“马蹄缴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xvii《东汉观记》所写：“明德后诏书流布，咸称至德王主诸处，莫敢犯禁。广平、钜鹿、乐成王入问起居，车骑安勒皆纯黑，无金银彩饰，马不逾六，即賜钱五百万。”xviii对于古人来说，“千里马”是非常珍贵的，如《史记》写项王被围于垓下，在生死存亡之际，项王仍不忍杀死千里马。“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千里，不忍杀，以賜公。”xix因此，掌握了“相马之术”的人非常受重视，所以，有很多文学作品以此为素材。在《马说》之前，描写伯乐与千里马的文学作品中已出现过多次，其中既有片段描写，也有专写千里马和伯乐的完整文章。前者多写在外交和战争中千里马的珍贵。如《后汉书》曰：“光武时，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兼百金。帝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xx这段话表明了“千里马”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时的珍贵贡品。后者多写伯乐的“相马之术”，如《伯乐相马经》、马援的《铜马相法》，这两篇文章从马的各个方面来评判马的品相，讲述选到一匹好马的方法。 韩愈的《马说》迎合了当时重视“千里马”的风气，运用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千里马和伯乐来说理，并表达自己对贤士得不到重用的愤懑。在韩愈以前，作品中早已存在将千里马和贤士联系起来的文章——“今有千里马之于此，……其惟贤者乎？”xxi这段话既提到了相马之人对于千里马的重要性，也以千里马喻贤士，写出“高节死义”是贤士能行驰骋千里的原因。另外，从历来写马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古代伯乐的地位很高，也非常受重视——“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xxii《马说》的取材虽是受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他与前人写“马”有所不同，他借写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表达人才得不到重用的主题，意在借“千里马”说理。在此以前也有借马说理的，但是他们都是借马说明客观的道理，和作者自己的经历、情感等无关联。如《学记》曰：“始骂马，反之，车在马前。”xxiii这句话用马说明学者须先教小事操缦之属，然后乃示其业，其道乃易成也，即初学者必须要先见习。而《马说》中“千里马”的经历和作者是相关的，韩愈和千里马一样没有被伯乐所识，作者的愤懑一方面是为千里马和贤士，但更多的是为自己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而发出的“不平之鸣”。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摆脱文学史传统对他们的影响，通过分析《马说》的文学史传统，我们可以知道其表现、体裁与表现手法的源与流，这样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把握《马说》这篇文章，也为我们解读同类型的文章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唐}韩愈著、屈守元校注：《韩愈全集校注》第五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7]顾易生：《古典散文今译与评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8][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38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李昉：《太平御览》第四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章必功：《文体史话》，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2版。
[11]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12]王志民，王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