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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健是最早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儿童的翻译家，是出席1948年“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的唯一远东作家，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终身名誉讲师”。
他取得瞩目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知心爱人苑茵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尊重、理解、支持与牺牲。
一
1942年的一天，23岁的东北姑娘、复旦高才生苑茵应约来到法文导师马宗融家，看到书房内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英俊书生时，她立时明白了—马先生说过，要为即将毕业的她“包办婚姻”。
1931年东北沦陷后，她和流亡学生一起逃到北京，后来又考入战时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攻读外文和经济。战乱中，她和家人早已失去联系，马先生一直像慈父一样照顾她。只是，她没有想到，马先生居然“错点鸳鸯谱”—她说过自己择偶的唯一要求是不找湖北人，原因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们关外人斗不过他们”，可马先生找来的，偏偏就是28岁的湖北青年、中央大学英语教授叶君健。
此时的叶君健在复旦大学兼课，常来拜访马宗融，马宗融很欣赏他，决定把他介绍给苑茵。巧合的是，当马宗融说要给叶君健做媒时，叶君健强调不找东北人，理由是，“东北女子直爽外向，而我是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但听到苑茵的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就来了。他曾在一次聚会上见过她，对这个容貌出众、身材高挑的女学生，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苑茵不仅听过叶君健的课，还读过他用“马耳”为笔名撰写的进步文章，对他的才华和思想非常欣赏。所以二人见面后，交谈越来越投机，观点也越来越接近。他们都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流亡期间，苑茵痛感国破家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宣传抗日救国;而擅长外语的叶君健，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对外抗日宣传工作，并用中文、英文发表抗战作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由他首次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爱情来临，一切设限不攻自破。在她眼里，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着抗日救国的希望。在拒绝过无数达官显贵、富家公子后，年轻貌美的苑茵把芳心许给了叶君健。
大学毕业后，苑茵到重庆妇女辅导院工作，在“抗战夫人”成风的复杂社会里，她的美是那么耀眼，常有高官打她的主意。在马宗融的催促下，1942年10月，叶君健和苑茵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了窘迫的婚礼。
新娘的旗袍是借来的，客人吃饭需自掏腰包，他们收到的唯一的结婚礼物是臧克家即席写的一首贺诗。然而爱情无价，婚礼上，主婚人老舍说：“新郎新娘二人志趣相投，有共同的理想，是一对革命情侣，将会像‘百龄餐厅’的名字那样，百年偕老，携手共进，恩爱始终。”
在硝烟迷雾、炮声隆隆的一片白色恐怖中，在寂寥荒凉的茅草屋里，与屋外坟地的累累白骨为邻，他们依偎着，组成了赤贫的幸福小家。
二
他们的新婚没有浪漫缠绵，顾不上甜言蜜语，唯有心意相通，心灵相犀。婚后，叶君健白天在三所大学任教，晚上到家后，批改作业、写作、翻译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蜜月里，他们一起研读报纸杂志，从周恩来那儿取回的《新华日报》就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食粮。茅草屋内，一灯如豆，屋外，月色亦温柔。
婚假结束后，苑茵回到辅导院上班，岂料，等待她的是失业—女院长一直想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弟弟，希望落空后，颇为不满，对苑茵嫁了一个穷教授，“一个女大学生这么廉价”，极尽讽刺。最后，女院长以“你的新婚丈夫是危险人物，经常给《苏联文学》投稿”为由，辞退了苑茵。
雪上加霜的是，她發现自己怀孕了。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叶君健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整个家庭，苑茵便挺着渐渐大起来的肚子，像当地农妇一样，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围栏养鸡。
产期临近，他们上无父母，下无手足，一切都要自己料理。为省两张船票钱，他们决定爬二三十里山路去医院，途中以树枝为拐杖，一路气喘吁吁，走走停停。爬上山顶，望着川流不息的嘉陵江，叶君健苦恼地说：“我们成了家，再养育儿女，在这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什么理想可以实现？”苑茵却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的。”
孩子出生后，白天，苑茵用竹筐背着孩子在山坡上种地;晚上，把孩子哄睡后，她借着萤火一样微弱的光为叶君健翻译的书稿校对、抄写，直至眼花手抖，不能控笔。生活令人一筹莫展，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俩，叶君健心怀歉疚，止不住地叹息：“你不该嫁给我这样的穷教书匠！”每当这时，苑茵总是宽慰他：“爱情比金钱更重要。”
教学中，叶君健结识了研究希腊文学的英国专家道兹，道兹想介绍他去英国宣传抗战经验，为期一年。此次出国机会难得，宣传抗战又很有意义，可是，儿子还不到两岁，又因营养不良患上了肚子鼓胀的怪病，叶君健陷入矛盾中。为了他的前途，性格刚强的苑茵下了决心：“你走你的路，我来支撑这个家。”
很快，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信到了，叶君健如期飞往大洋彼岸。为免他牵肠挂肚，苑茵没有告诉他，她肚子里的第二个生命正在孕育中。
在朋友的帮助下，苑茵在重庆租了两间简易小竹房，靠着英国驻中国文化处转来的生活费艰难度日。由于货币贬值，餐餐清水泡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开始挨饿。唯一令她欣慰的，是来自朋友们的照顾，她的小屋同时也掩护着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战时通讯不便，叶君健如断线风筝一样杳无音讯。一年期限过去了，抗战胜利了，他依然没有消息。朋友们先后去了延安，苑茵却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多雾的山城，寸步难行。为了生存，她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一份工作，重庆开始抓危险分子时，她是“叶君健太太”的身份引起怀疑。
更不幸的是，有一天，她心神不宁地回到宿舍，用力推门的刹那，站在窗前的小儿子受到惊吓，窗子被推开，孩子从四层楼掉下去，夭折了。
苑茵痛不欲生，带着苦难中幸存的大儿子，离开重庆这个伤心地，去了沈阳。不久，一个蓝色信封辗转来到她的手上，是叶君健寄来的。原来，在英国，他与士兵同吃同住，在军旅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素材，战争结束了，他想留在英国继续写作，研究西方文学，剑桥大学已经同意他去进修。信末，他说：“你若是实在痛苦，可以自由选择。” 可苑茵没有时间痛苦，战乱中，她与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意外团聚，肩上担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沈阳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她撤退到了天津。可长期生活动荡，营养不良，加上“叶君健在英国另有家室”的闲言碎语不时传来，她终日心情苦闷，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她晕倒在了办公室。检查结果是，肺病三期，她被医生判了死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叶君健了。
三
好在，上天还是眷顾了她。
“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归来。”1949年底，苑茵看着报纸上的消息，眼泪簌簌落下。在天津招待处，她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他。当时的他意气风发，她却苍白憔悴。二人分别近六年，一时竟无言以对。老舍握住她的手打破沉默：“他有成就却苦了你，他的成就应该有你的一半功劳。”
原来，在欧洲几年，他已成为相当有名望的作家，不仅写出几部英文长篇小说，《山村》还被英国书会推荐为1947年的“最佳作品”;他去欧洲各地旅行，学习各国语言，翻译北欧文学作品，致力于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儿童;他还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是毕加索、居里夫人和诗人阿拉贡共同联名邀请的唯一远东作家。
他带着光环载誉归来，而她已病入膏肓。得知几年艰辛令她患上肺病，内疚、悔恨、自责齐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动情地说：“你说你名字中的‘茵’字就是一根冬天的小草，现在我要把你这根小草用露水浇活，你不会死的。”
她躺在床上，成了长期病号。他接过她的担子，一边负责《中国文学》的创办，一边写作、翻译。为了辅助他，她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自学俄语，带病为他抄稿、提建议，做他的第一读者。冒着生命危险，她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她的牺牲和奉献令他感动，去柳州参加土改时，干农活之余，他总会想到家的甜蜜。在寄给她的信里，从不懂浪漫的他附上一片蜡梅花瓣和两颗小红豆，寓意是，杳杳山水隔，此物最相思。
土改结束回到北京后，叶君健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只是没有住房、常常搬家让他苦不堪言。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身体稍有好转后，苑茵到中国音乐学院教英文，同时兼教地质部干部班的英语课。肺病没有打倒她，业余，她翻译俄文作品、糊信封，几年后终于为他实现了梦想：一座旧时贵族的马厩房成了他们的新家。佩服之余，他笑称她为“不倒翁”。
小院里，她种花植树，每当繁花盛开，她就坐在树下写生，自学成才;书房内，他心旷神怡，畅想在美人鱼的世界。这座“世外桃源”漸渐引来关注，由马房改造成的小院与“世界接轨”，成为频繁接待外宾的场所。她画画，他题字，共同的创作成为颇受外国友人喜爱的赠品。
1966年，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他成了“洋奴”“走资派”，看着他垂头丧气、痛苦煎熬，她如坐针毡，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为防意外，她不断宽慰他，每天早晨送他出门，晚上准时在车站搀扶跌跌撞撞的他回家;他在烈日下接受审问，她毫无惧意冲上前去替他挡耳光……事后，孩子们崇拜地说：“妈妈真是英雄！”在她的呵护下，他逐渐乐观起来，白天扫厕所，晚上开始秘密写《土地》三部曲。
风平浪静时，他已年近古稀，终于得偿所愿做了“专业作家”。《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了，《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完成了，鉴于他的贡献，剑桥请他回母校讲学，丹麦女王授予他和安徒生一样的“丹麦国旗勋章”。在丹麦美人鱼雕像前，叶君健注视着苑茵，目光灼灼，情意绵绵：牺牲自己，为爱奋不顾身，她就是他的美人鱼。
1992年，叶君健患了癌症，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三个月。她不信，自己研究食疗，精心安排他的起居，半年后，奇迹出现，他迎来了第二度生命。时间宝贵，他们相约“爬格子”，你追我赶勤奋笔耕。他的《白霞》和她的《冬草》双双面世，被文学界誉为“长篇双璧，文坛盛事”。他们还合著了散文集《金婚》，书的封面上，她画画，他题字，两颗心永远并一心。
最后的时光，倚在她的怀里，他又忆起了新婚时她的模样：“你的长发散落在双肩，借来的旗袍你穿上它有多么漂亮……”一同走过57年后，1999年，他合上了双眼。
他去世后，写回忆录、整理他的遗著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殚精竭虑十余年，1100万字的《叶君健全集》于2010年正式出版。岁月这端，她浅笑着，因为爱情，她这一生，像六月荷花一样别样红。
编 辑/夏 涵
他取得瞩目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知心爱人苑茵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尊重、理解、支持与牺牲。
一
1942年的一天，23岁的东北姑娘、复旦高才生苑茵应约来到法文导师马宗融家，看到书房内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英俊书生时，她立时明白了—马先生说过，要为即将毕业的她“包办婚姻”。
1931年东北沦陷后，她和流亡学生一起逃到北京，后来又考入战时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攻读外文和经济。战乱中，她和家人早已失去联系，马先生一直像慈父一样照顾她。只是，她没有想到，马先生居然“错点鸳鸯谱”—她说过自己择偶的唯一要求是不找湖北人，原因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们关外人斗不过他们”，可马先生找来的，偏偏就是28岁的湖北青年、中央大学英语教授叶君健。
此时的叶君健在复旦大学兼课，常来拜访马宗融，马宗融很欣赏他，决定把他介绍给苑茵。巧合的是，当马宗融说要给叶君健做媒时，叶君健强调不找东北人，理由是，“东北女子直爽外向，而我是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但听到苑茵的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就来了。他曾在一次聚会上见过她，对这个容貌出众、身材高挑的女学生，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苑茵不仅听过叶君健的课，还读过他用“马耳”为笔名撰写的进步文章，对他的才华和思想非常欣赏。所以二人见面后，交谈越来越投机，观点也越来越接近。他们都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流亡期间，苑茵痛感国破家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宣传抗日救国;而擅长外语的叶君健，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对外抗日宣传工作，并用中文、英文发表抗战作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由他首次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爱情来临，一切设限不攻自破。在她眼里，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着抗日救国的希望。在拒绝过无数达官显贵、富家公子后，年轻貌美的苑茵把芳心许给了叶君健。
大学毕业后，苑茵到重庆妇女辅导院工作，在“抗战夫人”成风的复杂社会里，她的美是那么耀眼，常有高官打她的主意。在马宗融的催促下，1942年10月，叶君健和苑茵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了窘迫的婚礼。
新娘的旗袍是借来的，客人吃饭需自掏腰包，他们收到的唯一的结婚礼物是臧克家即席写的一首贺诗。然而爱情无价，婚礼上，主婚人老舍说：“新郎新娘二人志趣相投，有共同的理想，是一对革命情侣，将会像‘百龄餐厅’的名字那样，百年偕老，携手共进，恩爱始终。”
在硝烟迷雾、炮声隆隆的一片白色恐怖中，在寂寥荒凉的茅草屋里，与屋外坟地的累累白骨为邻，他们依偎着，组成了赤贫的幸福小家。
二
他们的新婚没有浪漫缠绵，顾不上甜言蜜语，唯有心意相通，心灵相犀。婚后，叶君健白天在三所大学任教，晚上到家后，批改作业、写作、翻译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蜜月里，他们一起研读报纸杂志，从周恩来那儿取回的《新华日报》就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食粮。茅草屋内，一灯如豆，屋外，月色亦温柔。
婚假结束后，苑茵回到辅导院上班，岂料，等待她的是失业—女院长一直想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弟弟，希望落空后，颇为不满，对苑茵嫁了一个穷教授，“一个女大学生这么廉价”，极尽讽刺。最后，女院长以“你的新婚丈夫是危险人物，经常给《苏联文学》投稿”为由，辞退了苑茵。
雪上加霜的是，她發现自己怀孕了。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叶君健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整个家庭，苑茵便挺着渐渐大起来的肚子，像当地农妇一样，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围栏养鸡。
产期临近，他们上无父母，下无手足，一切都要自己料理。为省两张船票钱，他们决定爬二三十里山路去医院，途中以树枝为拐杖，一路气喘吁吁，走走停停。爬上山顶，望着川流不息的嘉陵江，叶君健苦恼地说：“我们成了家，再养育儿女，在这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什么理想可以实现？”苑茵却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的。”
孩子出生后，白天，苑茵用竹筐背着孩子在山坡上种地;晚上，把孩子哄睡后，她借着萤火一样微弱的光为叶君健翻译的书稿校对、抄写，直至眼花手抖，不能控笔。生活令人一筹莫展，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俩，叶君健心怀歉疚，止不住地叹息：“你不该嫁给我这样的穷教书匠！”每当这时，苑茵总是宽慰他：“爱情比金钱更重要。”
教学中，叶君健结识了研究希腊文学的英国专家道兹，道兹想介绍他去英国宣传抗战经验，为期一年。此次出国机会难得，宣传抗战又很有意义，可是，儿子还不到两岁，又因营养不良患上了肚子鼓胀的怪病，叶君健陷入矛盾中。为了他的前途，性格刚强的苑茵下了决心：“你走你的路，我来支撑这个家。”
很快，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信到了，叶君健如期飞往大洋彼岸。为免他牵肠挂肚，苑茵没有告诉他，她肚子里的第二个生命正在孕育中。
在朋友的帮助下，苑茵在重庆租了两间简易小竹房，靠着英国驻中国文化处转来的生活费艰难度日。由于货币贬值，餐餐清水泡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开始挨饿。唯一令她欣慰的，是来自朋友们的照顾，她的小屋同时也掩护着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战时通讯不便，叶君健如断线风筝一样杳无音讯。一年期限过去了，抗战胜利了，他依然没有消息。朋友们先后去了延安，苑茵却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多雾的山城，寸步难行。为了生存，她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一份工作，重庆开始抓危险分子时，她是“叶君健太太”的身份引起怀疑。
更不幸的是，有一天，她心神不宁地回到宿舍，用力推门的刹那，站在窗前的小儿子受到惊吓，窗子被推开，孩子从四层楼掉下去，夭折了。
苑茵痛不欲生，带着苦难中幸存的大儿子，离开重庆这个伤心地，去了沈阳。不久，一个蓝色信封辗转来到她的手上，是叶君健寄来的。原来，在英国，他与士兵同吃同住，在军旅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素材，战争结束了，他想留在英国继续写作，研究西方文学，剑桥大学已经同意他去进修。信末，他说：“你若是实在痛苦，可以自由选择。” 可苑茵没有时间痛苦，战乱中，她与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意外团聚，肩上担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沈阳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她撤退到了天津。可长期生活动荡，营养不良，加上“叶君健在英国另有家室”的闲言碎语不时传来，她终日心情苦闷，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她晕倒在了办公室。检查结果是，肺病三期，她被医生判了死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叶君健了。
三
好在，上天还是眷顾了她。
“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归来。”1949年底，苑茵看着报纸上的消息，眼泪簌簌落下。在天津招待处，她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他。当时的他意气风发，她却苍白憔悴。二人分别近六年，一时竟无言以对。老舍握住她的手打破沉默：“他有成就却苦了你，他的成就应该有你的一半功劳。”
原来，在欧洲几年，他已成为相当有名望的作家，不仅写出几部英文长篇小说，《山村》还被英国书会推荐为1947年的“最佳作品”;他去欧洲各地旅行，学习各国语言，翻译北欧文学作品，致力于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儿童;他还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是毕加索、居里夫人和诗人阿拉贡共同联名邀请的唯一远东作家。
他带着光环载誉归来，而她已病入膏肓。得知几年艰辛令她患上肺病，内疚、悔恨、自责齐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动情地说：“你说你名字中的‘茵’字就是一根冬天的小草，现在我要把你这根小草用露水浇活，你不会死的。”
她躺在床上，成了长期病号。他接过她的担子，一边负责《中国文学》的创办，一边写作、翻译。为了辅助他，她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自学俄语，带病为他抄稿、提建议，做他的第一读者。冒着生命危险，她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她的牺牲和奉献令他感动，去柳州参加土改时，干农活之余，他总会想到家的甜蜜。在寄给她的信里，从不懂浪漫的他附上一片蜡梅花瓣和两颗小红豆，寓意是，杳杳山水隔，此物最相思。
土改结束回到北京后，叶君健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只是没有住房、常常搬家让他苦不堪言。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身体稍有好转后，苑茵到中国音乐学院教英文，同时兼教地质部干部班的英语课。肺病没有打倒她，业余，她翻译俄文作品、糊信封，几年后终于为他实现了梦想：一座旧时贵族的马厩房成了他们的新家。佩服之余，他笑称她为“不倒翁”。
小院里，她种花植树，每当繁花盛开，她就坐在树下写生，自学成才;书房内，他心旷神怡，畅想在美人鱼的世界。这座“世外桃源”漸渐引来关注，由马房改造成的小院与“世界接轨”，成为频繁接待外宾的场所。她画画，他题字，共同的创作成为颇受外国友人喜爱的赠品。
1966年，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他成了“洋奴”“走资派”，看着他垂头丧气、痛苦煎熬，她如坐针毡，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为防意外，她不断宽慰他，每天早晨送他出门，晚上准时在车站搀扶跌跌撞撞的他回家;他在烈日下接受审问，她毫无惧意冲上前去替他挡耳光……事后，孩子们崇拜地说：“妈妈真是英雄！”在她的呵护下，他逐渐乐观起来，白天扫厕所，晚上开始秘密写《土地》三部曲。
风平浪静时，他已年近古稀，终于得偿所愿做了“专业作家”。《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了，《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完成了，鉴于他的贡献，剑桥请他回母校讲学，丹麦女王授予他和安徒生一样的“丹麦国旗勋章”。在丹麦美人鱼雕像前，叶君健注视着苑茵，目光灼灼，情意绵绵：牺牲自己，为爱奋不顾身，她就是他的美人鱼。
1992年，叶君健患了癌症，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三个月。她不信，自己研究食疗，精心安排他的起居，半年后，奇迹出现，他迎来了第二度生命。时间宝贵，他们相约“爬格子”，你追我赶勤奋笔耕。他的《白霞》和她的《冬草》双双面世，被文学界誉为“长篇双璧，文坛盛事”。他们还合著了散文集《金婚》，书的封面上，她画画，他题字，两颗心永远并一心。
最后的时光，倚在她的怀里，他又忆起了新婚时她的模样：“你的长发散落在双肩，借来的旗袍你穿上它有多么漂亮……”一同走过57年后，1999年，他合上了双眼。
他去世后，写回忆录、整理他的遗著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殚精竭虑十余年，1100万字的《叶君健全集》于2010年正式出版。岁月这端，她浅笑着，因为爱情，她这一生，像六月荷花一样别样红。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