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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魏晋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士人们向往自然、重视生命、展示个性，宽袍大袖与清谈作为当时的一种社会形式，反映出其对个体审美的一种要求，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审美观。
关键词： 魏晋士人 个体审美 宽衣大袖 清谈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政治、经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尤其是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自身的发展问题，其对人们思想的统治走向了末路。作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魏晋士人在走出儒家思想的禁锢后，高举着“个体”的大旗，把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的个体拉入我们的视野，通过与众不同的服饰、言行，展示着这个时期特有的个体美。
一、宽衣大袖——外在的个体审美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政权迭替，社会动乱不堪，儒家没落，礼教崩溃，魏晋士人发现原有的思想体系已经瓦解，已有的精神家园物是人非，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些不知所措，感到迷茫、彷徨，便把目光转向老庄，寻求新的精神归宿，走出思想的困顿。既然摆脱了束缚，何不去大胆地追求人的自然天性，真实地展示本来的个体?于是，他们响亮地提出“越名教任自然”的口号，崇尚虚无、放达、曠远，追求洒脱、不羁。
人们不再遵循礼法的约束，追求个体展现，在服饰装扮上便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葛洪曾这样来形容此时的情形：“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窄，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抱扑子·讥惑》）服饰是个人爱好的表现，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性和审美的趋向，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并折射出思想文化的走向。1961年南京西善桥发现的南朝大墓中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上的玄学领袖们都穿着十分宽大的衣衫，敞着衣领，袒胸露臂。唐代大画家孙位的《高逸图》中的竹林七贤宽袍大袖、袒胸露乳，流露出放荡不羁的神情。宽衣大袖反映了在儒家没落、礼教崩溃后的个体觉醒中，士人对新的精神家园的诉求——崇尚老庄思想，追求玄远、高逸的气质。身着宽袍大袖，展现出舒适飘逸、飘然如仙的形态，与其正好相符，因而成为魏晋士人的首选，而且上自三公九卿，下到黎民百姓，无不以宽衣大袖、袒胸露乳为时尚。
另外，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质从两汉时期的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转向了以人的个性、情感、才藻为主体的人物品藻，从重视人伦品鉴开始走上重视人的外在仪容和精神面貌的品鉴，开始有了注重人的个体本身的审美意识。刘劭著《人物志》，认为“禀阳阴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物生有形，形有神情，能知神情，则穷理尽性”，“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为其象”，提出了从人的外形研究人的内在精神，并分析出了仪、容、声、色、神等五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从包括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对人进行品鉴。这种具有审美色彩的人物品鉴理论的提出及运用，就要求士人在个体的表现方面突出自身审美元素，也符合了个体追求的本能需要。《世说新语·企羡》记载：“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宽袍大袖的风尚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服饰变迁，但在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它实际上标志着从儒家礼教禁锢中走出来的士人，开始个体的觉醒和肯定，用个体风采的展示，凸显个体的丰富多彩。他们所表现出的“处惊不乱，镇静自若”、“旷达傲世，任率自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等独具个性的本色，在宽袍大袖的衬托下倍显突出。
这种外在的个体审美实际上是人在旧的心理结构——儒学礼教的信仰被解体后，个性压抑得到解放，新的心理结构——庄老思想的崇尚在构建中所追求的向往自然、重视生命、展示个性的心态外在的显现。探其核心，就是士人反传统、反礼教，追求超尘脱俗、与众不同的独立个体，它使中国自商周以来正统的礼仪服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当时士人独特个性最显著的外在的标志。宽衣大袖作为一种服饰类型，自然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反映出当时魏晋时期社会的个体文化特性和审美趋向。
二、清谈——内在的个体审美
清谈是从两汉的清议发展起来的。清议本是两汉时征辟、察举的一个标准，至汉末，由于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士人无以进仕，一些名士便利用清议攻击时政，清议遂由品评人物进而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然而在汉末受到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后，一直以追求“成王成圣”作为自己终极目标的士人，感到在现实中已不可能实现，于是不再涉及具体的人事政治。既然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人生目标无法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名士们就只能选择寄情山林，崇尚玄远，转向从老庄思想中寻求出路，以求全身。后来，随着老庄思想的逐渐兴起及玄学的产生，清议也渐渐变成了以谈玄辩理为主要内容的清谈。
清谈的内容谈玄辩理，也就是清谈《老子》、《庄子》、《周易》。而这三部著作给士人提供了许多的富有思辨的哲学命题，如“有”与“无”，“本”与“未”，“名教”与“自然”，等等。这些哲学命题让清谈充满了理性思辩的内容，因而也需要有敏捷的思维，严谨的推理，玄妙的论断。于是，清谈就成为了一种智慧的比拼和交锋，变成了一场极富理性论辩的较量。
然而，这种理性的辩论到了魏晋士人那里却变得好像不是那么正襟严肃和枯燥无味。《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有一次，东晋的孙盛和殷浩二人清谈，很长时间不分胜负。仆人将午饭热了四次，两人还是顾不上吃，一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殷浩指着孙盛的鼻子说：“你别做强口马，我要穿你的鼻子。”孙盛答到：“你没看到把鼻子挣豁了的牛吗？我要穿透你的脸颊。”我们看来应该是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辩论，却充满了率真任性，狂放不羁，释放出个体无尽的活力与激情。可以不用理会礼节的束缚，用狂放的言语、放肆的举止、自由地表达思想、宣泄情感，表现自我真实的感受。这种思想和智慧的理性交锋，无疑拓宽了崇尚自然、放达不羁的魏晋士人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的自由空间。
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味放达地表演，而是自觉地涂上一层美的色彩。因为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已经带有审美性质，所以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带上了审美的眼光，把清谈也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加以欣赏和感受。如《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部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可见，当时士人们在清谈中表现出各自独具个型的神采，如嵇康“风姿特秀”，“肃肃如风下松，高而徐引”；裴楷“有俊仪容，脱官冕，粗服乱头皆好”；裴遐“辞气清畅，冷然瑟瑟”；支道林“气朗神俊”，“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样的表现突出了个体的美，是一种个体内在才情的展现，完整地展示了个体的生命之美，让参加者感到意气悠然、潇洒自得，旁观者拍手称快、唏嘘不已，是一个美的参与和享受。
又如：“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把严肃的学术和哲学讨论，不单单是看作枯燥的理辨活动与探索思想和精神的真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美、展示美、欣赏美的活动与享受美的愉悦过程。
当时《世说新语》记载的关于清谈的人和事件有60条之多，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名士，如殷浩、王濛、孙盛、阮裕、许询、谢尚、谢安、王羲之、王胡之等，可见清谈是魏晋士人的主要活动之一。而魏晋士人在清谈中所欣赏的，并非完全是单纯的一味放达和枯燥理辨，与这些相比更注重的是在它们中表现出的风神和才情，是个体的内在的美。他们真正欣赏的是有才有情之人。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写道：“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是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这些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在魏晋士人的清谈中表现无遗，是内在的个体审美。
三、结语
宽袍大袖和清谈是魏晋时期个体不带丝毫掩饰的外在与内在的个体审美的体现，是行为与思想、精神的同一，完全表现出魏晋士人在追求个体解放上的自觉性与彻底性。对人的外在风貌和内在才情进行欣赏，表明魏晋时期的审美是对于独立的人审美，也表明魏晋士人对于个体的完整的肯定。人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在此时已经觉醒，自觉地张扬着个性的行为与活动，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魏晋风度。
参考文献：
［1］韩鑫.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审美心理.学海，1996，（3）.
［2］汤其颂.试论魏晋士人的狂放风貌.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3］向勇.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服饰风格.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6）.
［4］颜小华.服饰与魏晋风度.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4）.
［5］侯伟东.从“谈论”到“清谈”——论汉末至魏晋时期“名士”价值取向的变化.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6］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2.9，（第1版）.
关键词： 魏晋士人 个体审美 宽衣大袖 清谈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政治、经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尤其是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自身的发展问题，其对人们思想的统治走向了末路。作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魏晋士人在走出儒家思想的禁锢后，高举着“个体”的大旗，把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的个体拉入我们的视野，通过与众不同的服饰、言行，展示着这个时期特有的个体美。
一、宽衣大袖——外在的个体审美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政权迭替，社会动乱不堪，儒家没落，礼教崩溃，魏晋士人发现原有的思想体系已经瓦解，已有的精神家园物是人非，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些不知所措，感到迷茫、彷徨，便把目光转向老庄，寻求新的精神归宿，走出思想的困顿。既然摆脱了束缚，何不去大胆地追求人的自然天性，真实地展示本来的个体?于是，他们响亮地提出“越名教任自然”的口号，崇尚虚无、放达、曠远，追求洒脱、不羁。
人们不再遵循礼法的约束，追求个体展现，在服饰装扮上便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葛洪曾这样来形容此时的情形：“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窄，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抱扑子·讥惑》）服饰是个人爱好的表现，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性和审美的趋向，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并折射出思想文化的走向。1961年南京西善桥发现的南朝大墓中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上的玄学领袖们都穿着十分宽大的衣衫，敞着衣领，袒胸露臂。唐代大画家孙位的《高逸图》中的竹林七贤宽袍大袖、袒胸露乳，流露出放荡不羁的神情。宽衣大袖反映了在儒家没落、礼教崩溃后的个体觉醒中，士人对新的精神家园的诉求——崇尚老庄思想，追求玄远、高逸的气质。身着宽袍大袖，展现出舒适飘逸、飘然如仙的形态，与其正好相符，因而成为魏晋士人的首选，而且上自三公九卿，下到黎民百姓，无不以宽衣大袖、袒胸露乳为时尚。
另外，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质从两汉时期的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转向了以人的个性、情感、才藻为主体的人物品藻，从重视人伦品鉴开始走上重视人的外在仪容和精神面貌的品鉴，开始有了注重人的个体本身的审美意识。刘劭著《人物志》，认为“禀阳阴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物生有形，形有神情，能知神情，则穷理尽性”，“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为其象”，提出了从人的外形研究人的内在精神，并分析出了仪、容、声、色、神等五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从包括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对人进行品鉴。这种具有审美色彩的人物品鉴理论的提出及运用，就要求士人在个体的表现方面突出自身审美元素，也符合了个体追求的本能需要。《世说新语·企羡》记载：“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宽袍大袖的风尚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服饰变迁，但在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它实际上标志着从儒家礼教禁锢中走出来的士人，开始个体的觉醒和肯定，用个体风采的展示，凸显个体的丰富多彩。他们所表现出的“处惊不乱，镇静自若”、“旷达傲世，任率自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等独具个性的本色，在宽袍大袖的衬托下倍显突出。
这种外在的个体审美实际上是人在旧的心理结构——儒学礼教的信仰被解体后，个性压抑得到解放，新的心理结构——庄老思想的崇尚在构建中所追求的向往自然、重视生命、展示个性的心态外在的显现。探其核心，就是士人反传统、反礼教，追求超尘脱俗、与众不同的独立个体，它使中国自商周以来正统的礼仪服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当时士人独特个性最显著的外在的标志。宽衣大袖作为一种服饰类型，自然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反映出当时魏晋时期社会的个体文化特性和审美趋向。
二、清谈——内在的个体审美
清谈是从两汉的清议发展起来的。清议本是两汉时征辟、察举的一个标准，至汉末，由于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士人无以进仕，一些名士便利用清议攻击时政，清议遂由品评人物进而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然而在汉末受到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后，一直以追求“成王成圣”作为自己终极目标的士人，感到在现实中已不可能实现，于是不再涉及具体的人事政治。既然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人生目标无法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名士们就只能选择寄情山林，崇尚玄远，转向从老庄思想中寻求出路，以求全身。后来，随着老庄思想的逐渐兴起及玄学的产生，清议也渐渐变成了以谈玄辩理为主要内容的清谈。
清谈的内容谈玄辩理，也就是清谈《老子》、《庄子》、《周易》。而这三部著作给士人提供了许多的富有思辨的哲学命题，如“有”与“无”，“本”与“未”，“名教”与“自然”，等等。这些哲学命题让清谈充满了理性思辩的内容，因而也需要有敏捷的思维，严谨的推理，玄妙的论断。于是，清谈就成为了一种智慧的比拼和交锋，变成了一场极富理性论辩的较量。
然而，这种理性的辩论到了魏晋士人那里却变得好像不是那么正襟严肃和枯燥无味。《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有一次，东晋的孙盛和殷浩二人清谈，很长时间不分胜负。仆人将午饭热了四次，两人还是顾不上吃，一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殷浩指着孙盛的鼻子说：“你别做强口马，我要穿你的鼻子。”孙盛答到：“你没看到把鼻子挣豁了的牛吗？我要穿透你的脸颊。”我们看来应该是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辩论，却充满了率真任性，狂放不羁，释放出个体无尽的活力与激情。可以不用理会礼节的束缚，用狂放的言语、放肆的举止、自由地表达思想、宣泄情感，表现自我真实的感受。这种思想和智慧的理性交锋，无疑拓宽了崇尚自然、放达不羁的魏晋士人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的自由空间。
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味放达地表演，而是自觉地涂上一层美的色彩。因为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已经带有审美性质，所以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带上了审美的眼光，把清谈也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加以欣赏和感受。如《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部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可见，当时士人们在清谈中表现出各自独具个型的神采，如嵇康“风姿特秀”，“肃肃如风下松，高而徐引”；裴楷“有俊仪容，脱官冕，粗服乱头皆好”；裴遐“辞气清畅，冷然瑟瑟”；支道林“气朗神俊”，“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样的表现突出了个体的美，是一种个体内在才情的展现，完整地展示了个体的生命之美，让参加者感到意气悠然、潇洒自得，旁观者拍手称快、唏嘘不已，是一个美的参与和享受。
又如：“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把严肃的学术和哲学讨论，不单单是看作枯燥的理辨活动与探索思想和精神的真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美、展示美、欣赏美的活动与享受美的愉悦过程。
当时《世说新语》记载的关于清谈的人和事件有60条之多，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名士，如殷浩、王濛、孙盛、阮裕、许询、谢尚、谢安、王羲之、王胡之等，可见清谈是魏晋士人的主要活动之一。而魏晋士人在清谈中所欣赏的，并非完全是单纯的一味放达和枯燥理辨，与这些相比更注重的是在它们中表现出的风神和才情，是个体的内在的美。他们真正欣赏的是有才有情之人。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写道：“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是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这些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在魏晋士人的清谈中表现无遗，是内在的个体审美。
三、结语
宽袍大袖和清谈是魏晋时期个体不带丝毫掩饰的外在与内在的个体审美的体现，是行为与思想、精神的同一，完全表现出魏晋士人在追求个体解放上的自觉性与彻底性。对人的外在风貌和内在才情进行欣赏，表明魏晋时期的审美是对于独立的人审美，也表明魏晋士人对于个体的完整的肯定。人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在此时已经觉醒，自觉地张扬着个性的行为与活动，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魏晋风度。
参考文献：
［1］韩鑫.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审美心理.学海，1996，（3）.
［2］汤其颂.试论魏晋士人的狂放风貌.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3］向勇.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服饰风格.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6）.
［4］颜小华.服饰与魏晋风度.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4）.
［5］侯伟东.从“谈论”到“清谈”——论汉末至魏晋时期“名士”价值取向的变化.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6］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2.9，（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