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胶带促进安全质量改进

　　2014年，丈夫带着我和女儿去美国读博士，女儿入读加州一所公立幼儿园。
　　入园两天后，女儿在做手工时将一点胶带纸揉成团塞进鼻孔。老师立刻打电话让我过去——因为幼儿园的规定，她们没有权限接触孩子的鼻腔。我很轻松地在幼儿园护士的帮助下把纸团掏了出来。园方再三道歉，连续几天都有人打电话关注我女儿的健康状况，我觉得这有点小题大做，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件事促使幼儿园进行安全质量改进。手工课上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孩子们再也接触不到这么小的胶带纸了。
　　后来我才知道“安全质量改进”是幼儿园的家常便饭。每隔一段时间，园方和家委会就会一起来开会讨论。如果没有定期进行这方面的改进，反而会成为园长管理不善，需要被罢免的理由。

如果有人说这件事不能告诉家长，说明这件事必须告诉家长

　　一天，我们在散步的路上遇到了女儿最喜欢的老师。女儿像小鸟一样飞过去拥抱她，这位老师的动作让我大吃一惊。她马上像投降一样地把手举起来，等孩子拥抱她结束之后才把双臂放下来。然后，她蹲下来跟女儿友善地说话，用语言告诉女儿她很享受这个拥抱，她非常喜欢她。
　　这是很多美国老师面对此类状况的第一反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被误解为触摸孩子身体），老师们都会更多地选择用语言表达关爱，绝不会出现国内又亲又抱的现象。
　　幼儿园进行性教育的方法颇为直接，老师像谈论萝卜白菜、耳朵鼻子一样直接说出性器官的学名，而且还教孩子画图片，让孩子提出自己的看法。老师用芭比娃娃做示范，无论是捏、亲、摸、咬，还是不怀好意地看，都是错误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当爸爸妈妈每天给你洗澡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生殖器，问自己：‘今天有没有人摸我这里？’要记住这里不许任何人碰和摸，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定回来告诉妈妈！如果有人说，这件事不能告诉家长，说明这件事必须告诉家长。”
　　我后来才知道，美国四分之一的女孩和六分之一的男孩曾受到性侵，平均遭遇性侵的年龄是9岁，93%的性侵者跟孩子认识，47%是家人或熟人。所以，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性教育，中学的性教育话题更是涉及到性成熟、性约束、性魅力、性病、性交易、性变态等，并向学生发放避孕套。
　　关于“身体接触”，老师用女儿最喜欢的足球赛来跟她打比方。
　　第一种是“红牌接触”（即“危险的身体接触”）：有人故意碰到“游泳衣盖住的地方”。这种情况，要立刻“罚下场”。女儿学习说“住手，我要报警”或“我要告诉妈妈和老师”等。
　　第二種是“黄牌接触”（即“过度的身体接触”）：有人善意地碰到其他部位，比如脸、头顶、手臂、脚掌、胳肢窝等。这种情况，女儿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请求和感觉，比如“请不要摸我好吗？这样做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老师根据美国盖瑞博士《爱之语》一书教导孩子，就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一样，爱的语言也分为5种，分别是身体的接触、赞美的语言、精心的陪伴、周到的服务和馈赠的礼物。
　　老师给孩子们做了一张“爱之语”测试卷，让他们看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班级里有些孩子喜欢乱亲乱抱，老师就引导大家明白“这些小朋友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所以他们喜欢用‘黄牌接触’的方式表达友好。你可以礼貌地告诉别人你的‘爱之语’是什么，这种说‘不’的方式大家都容易接受”。
　　这一招很管用，我亲眼看到邻居的小弟弟冲来抱我女儿时，她退后一步说：“我不喜欢人家抱我。因为我的‘爱之语’是赞美的话，所以我更喜欢你夸我，而不是抱我。你的‘爱之语’是什么？”
　　说实话，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每个孩子都喜欢拥抱和触摸，看来我错了。我也要学会用不同的“爱之语”满足不同的孩子。

“家长大学”培训的是怀疑精神

　　除了家长委员会、家长志愿者这些以家长为主导的组织外，幼儿园与学校还会主动地邀请各类教育专业人士“培训”家长。
　　女儿入园不久之后，我就收到学校寄来的关于Parent University（家长大学）的通知。几天的“家长大学”生活与学习，让我意犹未尽。其中有一门有关儿童安全的课程让我印象深刻。
　　一上课，讲员就放映了一段纪录片。记录片讲述了几个家庭的爸爸妈妈用各种方式跟自己的孩子传授安全知识，比如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告诉陌生人家庭住址等。然后，孩子们被“陌生人”邀请同行、吃东西、说出地址。大多数的幼儿立刻忘记父母的忠告，如同小羊羔一般“落入罗网”。
　　讲员问家长们：“对低龄幼儿，什么样的安全教育才有效？”
　　家长们最终讨论结果是：“寸步不离！”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美国拐卖儿童的情况很少见，除了政府强力打击之外，也有家长们对此的警觉与提防。强化“家长要为儿童安全负责”意识的培训，通过一系列课程来教家长们如何与孩子沟通安全问题，如何关注孩子的在校安全，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受到保姆虐待、校园欺凌，如何防范孩子与陌生人有不正常的交往等。
　　更令人点赞的是，讲员专家们灌输“怀疑一切”的精神给家长们。他们不认为“公办、高收费、名声大、口号响”的教育机构就是保险箱，而是认为再完美的教育机构都有可能存在“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家长们要敏感于孩子身上的蛛丝马迹，也要支持第三方机构对教育机构的监管工作。
　　同样，老师们也将“资质”的意识传递给孩子，让孩子知道不同老师的权限是有限度的。比如，老师会从小班时就教导：“假如你需要在幼儿园服药的话，你的爸爸妈妈必须带着医生的处方填写好相关的表格。你必须去专职的护士老师那里，让她按规定的喂药时间和剂量给你服药。其他任何的老师（包括园长）在喂药方面都是没有资质的，是不安全的。”
　　美国的社会文化也传递自我保护的观念给孩子。我每次去医院，医生护士非常尊重孩子的身体。他们不但会问家长：“我是否可以掀开你孩子的衣服？”而且非常礼貌地问孩子：“某某，我可不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就立刻说出来，我会马上停止。”
　　在潜移默化之中，女儿建立了安全意识，形成了自重自爱的“身体界限感”。她7岁回国时有点“不随和”，略带锋芒。在特别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有时候我们没有座位。女儿要我将背包背在前方，让她站在背包的下面，好保持足够的空间。
　　前几天，我带着女儿去取款机取钱。后面排队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年妇女紧贴着我们。我扭头给她暗示，她却不走。女儿走过去跟她说：“你离我们太近了，我不舒服。你能不能退回到黄线之外呢？”
　　老年妇女退后两步，嗫嚅地说：“其实我是想看看是怎么取钱的。”
　　后来，当她取钱的时候，我带着女儿站在黄线之外耐心地指导她。她拿到钱道谢离开后，我问女儿：“她一看就不是坏人，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她站得远远的呢？”
　　女儿反问：“如果有人行为令你浑身不自在，你不是要表达出来吗？这样可以保护你远离伤害，也可以帮助对方变得更有礼貌。”
　　我被女儿的回答震住了，没想到8岁的孩子竟有理有据地捍卫自己的安全。这种从幼儿时期被灌输的“为了安全，你可以怀疑一切人”的理念未尝不值得我们借鉴。